1968年6月20日至7月5日，邓同志向中央提交了《我的自述》一文，篇幅长达约三万言。
撰写这份材料之际，邓同志已遭停职，正处于隔离审查阶段。后来，他将这份材料委托给江青，进而转交给了中央，最终呈递至主席手中。
红七军工作时期
1929年夏日，历经蒋桂之战的硝烟，俞作伯被任命为广西省政府主席，而李明瑞则肩负重任，担任广西督办公署主任之职。
俞同志郑重其事地表达了对于进步的渴望，并恳请我党派遣干部加入他的部队。为此，党中央迅速作出决策，派我作为中央的使者，与俞同志进行洽谈。
在南宁度过了约一个月的光景后，局势骤然生变。我们毅然决定发动南宁起义，并向中央进行了汇报，幸得批准。
在那个金色的九月，我们率领第四、第五大队以及教导团的部分力量，成功发动了一场革命性的兵变。
在张云逸同志的带领下，第四大队奔赴百色，我亦随同该大队一同前行。
第五大队在俞作豫同志的领导下，奔赴龙州，而李明瑞则一同随五大队行动。
继而以第四大队为根基，组建了红七军；同样，以第五大队为基石，成立了红八军。
广西的右江地带，素以坚实的群众基础著称，孕育了如韦拔群同志这般卓越且深受尊敬的农民领袖。东兰、凤山等地，曾是韦拔群同志长期奋斗的舞台，亦成为革命事业的稳固根据地。这些因素极大地便利了红七军的创建与发展。
抵达百色后，我们即刻着手筹划，誓以红旗为号，于1929年11月7日发动起义。
在起义爆发的前夜，即十月的下旬，我接到了上海中央电报的紧急通知，要求我即刻汇报工作。
在同张云逸等同志完成相关部署后，我在十一月初从百色前往龙州。抵达龙州后，我对李明瑞、俞作豫进行了一系列工作，并主持召开了党员干部会议。在会上，与会人员一致同意高举红旗，组建红八军。
布置完毕后，我便启程自龙州出发，于1930年二月之初抵达上海，并向中央进行了汇报。
中央对我们的行动予以批准，赋予我新的职务：担任广西省第七军政治委员兼区委书记，以及第八军政治委员。
三月的一九三零年，我重返龙州，与红八军领导人李明瑞、俞作豫等同志会面，并向他们传达了中央的最新指示。
面对日益严峻的左江局势，我与他们共同商议，若无法坚守阵地，便可寻求七军的支援。
红八军成立尚不久，便遭遇敌军突袭，造成重大损失。俞作豫随即赴香港，不幸被国民党当局逮捕，最终惨遭杀害。
红八军仅余数百战士（约合半个团）在袁振武等同志的带领下，抵达右江，并与第七军成功合并。
红七军重返右江地区，正值七月或八月的时节，我与张云逸等同志得以成功会合。
约在1930年十月下旬，中央代表邓岗突然降临，向我们传达了立三路线的精神。他激情洋溢地宣讲全国革命高潮已然来临，并命令红七军即刻行动，执行三项具体任务，分别是：“直捣柳州”，“挺进桂林”，“进军广州”。
全军士气高涨，于十一月初举行誓师大会。在此之际，韦拔群同志及少量地方武装坚守右江根据地（韦拔群英勇奋战多年，终因叛徒出卖而英勇就义，壮烈牺牲），而主力部队约七千人则东进出发。
此刻，我的内心充满激荡，听闻全国革命浪潮即将来临，不禁感到一阵振奋。然而，与此同时，我也深感不安。鉴于我们仅有数千人的力量，即便百色城池尚未攻下，李宗仁与白崇禧已在广西重新执掌权力。面对柳州、桂林的攻坚战，我心中无底。尽管如此，中央的命令不可违背，唯有坚定不移地贯彻执行。
邓刚转达了中央的批评意见，指出我们在右江地区的土地政策——即我在中央任职期间，从红四军的报告中领悟到的平分土地政策——被指责为实施了右倾的富农路线，对此我亦深感不悦。
聆听中央代表的阐述后，对于立三路线，我确实感到无比振奋，并未察觉到其中有何不妥。然而，当我思考以第七军的现有力量去承担那庞大的三项口号任务时，我深知其难度。同时，针对柳州等具体问题提出建议，那时我尚缺乏对路线问题的深刻认识和清醒觉悟。
经过一番激烈的争论，我最终全面接受了立三路线。这一决定导致红七军离开了右江的根据地，并错误地选择了攻打武冈，发起了梅花战斗，导致部队遭受了重大损失。作为前委书记，我对此负有主要责任，这一事实不容推诿。
在立三路线的指引下，红七军接连参与了数场战斗，但部队的损失亦颇为惨重。
行经乐昌河之际，我军遭遇敌军截击。张云逸同志所部军直属队与一个团与我们中断了联系。
我与李明瑞、许卓等同志率领的先遣部队成功摆脱了敌军追击，继续奋勇前行。大约在1930年年底，我们抵达了江西的崇义县。
得知当地特委传来的消息，中央召开了四中全会，王明等一众人物崭露头角，这让我内心颇感震动（此事未曾向其他同志提及，我对王明素无好感），加之崇义地区的敌情并不紧迫，我便萌生了前往上海向中央汇报工作的想法。
当时，前方委员会仅由许卓、李明瑞及我三人组成。我的提议获得了许、李二人的赞同，并经协商一致，决定在我外出期间，由许卓暂代前委书记一职。
不久之后，我与许一同告别崇义城，着手执行特委部署的建立根据地的任务。然而，在返回崇义的路上，我们不幸得知了敌情的出现，耳边响起了自崇义方向传来的枪声。
当时，我因需前往上海向上级汇报工作，此事早已由前委作出安排。鉴于敌人可能袭来，部队将进行转移，特委机关亦将随之迁徙。于是，我与许卓进行了商议，他决定返回部队，并在必要时考虑向井冈山地区靠拢。
我于1931年初踏上征程，抵达上海后，便迅速向中央机构进行了报到。
在我离开浚红七军并向中央汇报工作事宜上，1933年，博古在中央层面反对江西王明的错误路线时，曾对此事进行了正式的审查，并要求我提交了一份书面报告。我在报告书中请求咨询当时任职于中央军委机关的许卓，此后便未曾再有撰写进一步报告的要求。
如今我深知，彼时失联的两支部队尚未成功会合，根基尚未稳固。作为这一重任的主要承担者，在这种局面下脱离部队，无疑是极其不当的，更是严重的政治失误。
中央苏区三年
1931年8月，我们抵达了瑞金，正值红军主力英勇抗击敌人发起的三次“围剿”战役之际。
瑞金，作为中央苏区的战略后方，却不幸沦为反革命社会民主党派分子篡夺县党政领导权的地方。他们残暴地杀害了众多革命干部与群众，激起了全县民众的愤慨，导致干部士气低落，整个县域陷入一片死寂之中。
此刻，在红军任职的谢唯俊同志正驻足瑞金，与此同时，从上海抵来的余泽洪等同志亦已抵达瑞金。众人共同商议，决定推举我担任瑞金县委书记一职（当时尚未与上级取得联系），谢唯俊和余泽洪等同志均给予了大力协助，为我开展了一段时期的工作。
我们迅速对反革命分子予以严惩，为那些遭受冤屈的干部恢复了名誉，召开了县苏维埃代表大会。在此过程中，干部们（其中绝大多数为本地农民出身）和群众都积极参与其中，全县的形势因此发生了显著的变化（这一转变的关键在于涌现出了一批与群众紧密相连的本地干部）。
历经三次“围剿”的挫败，胜利的曙光终于到来，于是举行了一场盛大的庆祝大会，参会人数达数万人，气氛热烈而欢腾。
在担任瑞金县委书记一职超过一年之后，大约在1932年的冬季，我接到了省委的调令（当时的省委书记为李富春同志），随后我被任命为会昌中心县委书记，肩负起领导会昌、寻邬、安远三县工作的重任。
这三县地处中央苏区的边缘地带，赤白势力对峙激烈。我方武装力量薄弱，每县仅有百余人的独立营，而人民武装（赤卫军）的枪械更是匮乏。加之“左”倾经济政策的推行，众多商店被迫关门，财政经济状况亦陷入困境。
在会昌度过了半年的时光，遗憾的是，我尚未能开辟出新的局面。
不久，博古临时中央抵达中央苏区后，大约在1933年的三四月份，我接受了调动，离开了原有岗位，转任江西省委宣传部长一职，任职约一月。随后，临时中央发起了针对以邓（小平）、毛（泽覃）、谢（唯俊）、古（柏）为代表的“江西罗明路线”的批判运动。
历经一番斗争，我的省委宣传部长职位被撤销，随之而来的是最后的严重警告处分，我因此被派遣至乐安县下辖的南村区委，担任巡视员一职。
抵达乐安仅仅十天光景，我便再次被安排回省委任职（据悉乐安地处边陲，恐生变故），随后不久，我便被调至总政治部担任秘书长的职务。彼时，总政治部主任一职由王稼祥同志担任，而副主任之位则由贺昌同志担纲。
任职两三个月的秘书长后，我提出调整岗位的请求。随后，我被分配至总政治部宣传部担任干事一职。在此期间，除了负责常规的宣传工作，我还负责主编总政机关报《红星》（一份小型报纸）。这一职位我坚守至长征过程中遵义会议召开前夕。
在太行工作时期
在1940年左右，我们面临了两大挑战：一方面是应对国民党顽固派所发起的反摩擦行动，另一方面则是全力投入百团大战的激烈战斗。
彭德怀当时遵从王明路线的指导，指示我们在反摩擦的斗争中，应力求避开让摩擦专家张荫梧、石友三等人向蒋介石进行告发的情形。
曾有一段短暂的时光，我深受“避免告状”观念的束缚，未能全力以赴投身于反摩擦的斗争中。尽管这一状况并未对我们的反顽斗争和抗日斗争产生重大影响，但不可否认，这多少受到了彭德怀所推崇的王明路线的间接影响。
当时，我对百团大战的了解仅限于服从彭德怀的指挥，并未意识到此举未经中央军委和主席的批准，也未参与讨论。我坚定地执行了彭德怀的命令，然而，当时我并未意识到这实际上是一条错误的道路（对此路线的错误性，我尚缺乏认识）。
稍后，我在撰写文章时曾对百团大战予以赞誉，实乃谬误之举。
约在1943年春季，太行分局举办的一次干部集会上，彭德怀莅临并发表了一系列被视为谬误的言论。这些言论涉及他所谓的平等、自由、博爱等资产阶级民主观念，其语气中更不乏教训的成分，对在场众人进行了批评。此举引发了薄一波等与会者的强烈反驳，双方意见交锋，争论颇为激烈。
彼时，我对彭德怀所持的观点持不同意见，然而，对于波一波等人的看法，亦存有诸多不认同之处。
身为分局书记，我在总结发言中坚持中立立场，力求避开双方争执的焦点，仅就根据地党的建设、政权建设、群众工作以及对抗敌斗争等议题进行了正面阐述。
伟大领袖毛主席曾言：“折衷主义便是机会主义。”回顾往昔，我方对此曾有所误解，实则这是一个关乎政治原则的重大错误。
于1945年五月至六月期间，我抵达延安，随即向主席汇报了会议的详细情况，并呈上了我在会议上形成的结论原文。
在北京工作时期
自1952年我踏入北京工作之始，尤其在那十年间，我当选为“八大”中央总书记的岁月里，我的思想逐渐发生转变。原本占据脑海的无产阶级观念日渐稀薄，而资产阶级的思想则日益增多。这种变化从量变逐渐演变为质变，最终导致我走上了推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道路，成为了党内推行资本主义路线的代表性人物之一。
1955年，刘少奇同志裁撤了二十余万合作社，揭露中也提及我亦为其中一员。当时，我并未直接负责农村工作，对于那场讨论中我所发表的观点，现已难以忆及。然而，在思想上，我确实存在对农业合作社发展速度过快，担心其稳定性不足的顾虑。
在筹备党的“八大”之际，我受命负责对党章进行修订。在修订过程中，我删除了“七大”党章中关于将毛泽东思想确立为党的指导思想的条款。尽管这一重大原则问题并非由我所提出，但我对此表示赞同。然而，我的这一行为，对党和人民，对社会主义事业造成了无法估量的损害。
在“八大”的会议中，我在代表中央所作的关于修订党章的报告中，不恰当地评估了苏共第二十次全国代表大会的影响，并错误地提及了反对个人崇拜的问题。
本报告由数人共同执笔，其中这一章节亦非出自我的手笔。我依稀记得，其内容系参考了《一论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所撰写。然而，作为负责牵头起草报告的我，理应承担起不可推卸的核心责任。这实乃一个违背原则立场的错误。
在甄选“八大”中央委员人选之际，针对那些过去曾有过叛变之举，但随后在长期的工作中展现出卓越表现的个人，是否能够被纳入中委候选名单，这一问题曾引发我的深思。我当时的观点是，对于部分特定个体，我们可以采取特殊考量，将其推荐为中委候选人。
随即，由安子文等同志草拟的一份文件问世，该文件严重违背党的组织纪律，犯有极端错误，为部分混入党各级领导机构的人士敞开了便利之门。作为筹备“八大”的重要负责人之一，我对该文件表示支持，因此，我应承担相应的严重责任。
回首日本投降之际，我与薄一波同志违背了党的组织纪律，擅自将叛徒刘岱峰同志纳入党组织，尽管此举在组织程序上得到了上级的批准，然而回顾往昔，这亦属于与先前所述问题性质相同的政治错误。此举直接违背了毛泽东主席在1940年12月发布的《论政策》指示中明确提出的“对于叛徒，……若能回心转意投身革命，尚可予以接纳，但绝不允许重新入党”的原则。
在担任总书记的十年间，最根本、最严峻的问题，便是未能充分凸显无产阶级政治的核心地位，对毛泽东思想的传播与普及亦不尽力，长期未能深刻理解毛泽东思想在我国及国际革命事业中的重要价值。对此，我未曾认真钻研，也未认真推广，甚至曾在宣传毛泽东思想的过程中，提出过不应过分简化的观点。
1958年，我国实现了人民公社化，我内心确实感到欣喜。然而，自此之后，我的思想中逐渐萌生了阶级斗争可能有所减弱的念头。因此，在随后的漫长岁月里，我在处理阶级斗争问题时，往往表现得较为保守，无论是在两条路线、两条道路的斗争中，还是在党内斗争（阶级斗争在党内的体现）方面，都是如此。
在1961年，我参与了《工业企业管理条例（草案）》七十条的制定工作。这份文件并未突出政治挂帅，亦即毛泽东思想的指导地位，却蕴含了诸多严重错误。对于这些错误，我负有不可推卸的主要责任。
在那段1962年盛行“单干风”的岁月里，我对于安徽尝试“包产到户”的做法持支持态度，尽管这种做法看似背离了社会主义集体经济的原则，实则是在推行一种带有“单干”色彩的错误主张。当时，我曾发表过诸如“不论黄猫黑猫，能抓住老鼠的就是好猫”等极端错误的言论。
近年以来，我们仍面临高估产量与过度征购的失误。在每年征购任务的确立过程中，我均有参与其中。在基本建设项目的处理上，一些本不应退出的项目却遭到了退回。作为总书记，我对这些失误承担着更为重大的责任。
自1963年起开展的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在主席亲自主持下，制定了前十条指导方针，明确将阶级斗争和两条道路的斗争作为核心，确立了一套系统、正确的理论、方针、政策及方法。因此，无需再制定第二个十条。第二个十条显然是错误的。
参与杭州这项文件的编制过程中，我无疑是其中的一员。我深知，对于该文件中存在的错误，我负有不可推卸的重大责任。
长达十年的书记处工作生涯中，我未能对存在的问题进行系统梳理，亦未就相关事宜向毛主席进行汇报与请示。在组织纪律上，此行为实属不可容忍，已然犯了擅自设立独立王国的错误。
1965年初，敬爱的毛主席对我提出了“独立王国”的批评，我那时却误以为自己是位不擅权柄之人，以此来自我辩解，实乃极大的错误。
近期始悟，独立王国并非仅限于政治与思想层面的空白，亦非纯粹工作方式的探讨。作为一个独立王国，本质上必然是资产阶级的指挥中心。
书记处成员前后就有彭真、黄克诚、罗瑞卿、陆定一、杨尚昆等多人出了问题，这是与我长期不突出无产阶级政治，不突出毛泽东思想的错误密切关连的，结果我自己最后也堕落到这个修正主义份子的队伍中了。
在书记处工作期间，我过度信赖彭真，将诸多事务委以他处理。对于杨尚昆所遭遇的窃听器事件，我的应对既不及时，亦不够审慎，对此，我深感自己应当承担重大的政治责任。
在应对罗瑞卿同志的争议时，我亦犯下了不容忽视的严重过失。
众多事实昭示，在诸多关键的转折点上，我始终未站在无产阶级的立场上，反而在阶级的对立、道路的选择、路线的斗争中，偏向了资产阶级的一方；未曾拥护毛主席领导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与社会主义发展道路，而是选择了资产阶级的道路和资本主义的方向。
那十年初期
自那十年伊始，我便向刘提出了针对革命群众、革命左派的打击策略，旨在压制群众运动、遏制文化大革命的进程，这是一条旨在扼杀革命火花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毛主席的批示大字报一经发布，我才深切地意识到自身问题的严重性。
随后，革命群众纷纷揭露了我长期以来在诸多领域的错误与罪愆，这使我逐渐意识到自身的迷途，逐步觉醒。我诚恳且毫无保留地接受党与革命群众对我进行的批判与指责。
每当我回顾自身所犯的错误与罪行，对革命事业造成的损害，内心便充满愧疚与悔恨，感到羞愧难当，仿佛无处可以藏身。
我坚决支持将自己这样的人选为反面典型，接受持续而深入的批判，以彻底消除我多年来所散布的负面影响。
对我而言，文化大革命竟意外地挽救了我，使我免于滑入更为深重的罪恶泥潭。
四十余载，我始终未曾对世界观进行深刻的改造。是那些革命群众所揭示的众多事实，如同镜鉴，使我得以重新审视，深刻认识到自己的真实面目。
我深感愧疚，辜负了党和毛主席长期以来对我的信任与厚望。怀着无比沉痛的心情，我反思自己的过往。在剩余的生命里，我决心悔过自新，重塑自我，全力以赴以毛泽东思想为指导，改造我的世界观。
对于我这样的人，无论采取何种措施，都显得恰如其分。我郑重承诺，绝无翻案之意。
我衷心期盼能继续留在党内，恳请党组织在适当的时候，赐予我一份微不足道的工作，以此为契机，让我得以洗心革面，重新开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