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1年，陶铸调到广东，开始担任中共中央华南分局的代理书记，还有华南军区的第二政委。在接下来的15年里，他一直在广东，担任着中共广东省委的第一书记、中共中央中南局的第一书记等重要职位，为广东这片地方的发展建设立下了大功。

在解放前啊，广东省的粮食总是不够自己吃，哪怕解放了头几年，还得靠外省支援点粮食呢。到了1953年，国家恢复建设那段日子过去了，全国上下都开始忙起了第一个五年计划，工业成了大伙儿关注的重点。那广东这时候该怎么做呢？陶铸他自个儿就是农村长大的，特别明白粮食对一个国家、这么多老百姓来说有多重要。他就看准了广东的实际，一口咬定得把全省的重心放到农村去，还要把珠江三角洲打造成咱们国家头一个能大量产商品粮的地方。结果后来大家也都看到了，陶铸这主意，真是有先见之明啊。

1958年“大跃进”运动兴起后，各地都急着报告粮食超高产的好消息，好消息一个接一个传来。陶铸也受到这种氛围的影响，那年秋天，在广州中山纪念堂的一次全省干部集会上，他喊出了“大家放开了吃，一日三餐都是干饭，不用花钱”的口号。

没过多久，广东省举办了一个叫“英雄大会”的活动，来表彰表现突出的人。会上让大家报告各县的粮食收成，只要哪个县的粮食亩产量能达到千斤，就能得到拖拉机、大货车，还有奖状和锦旗作为奖励。

那时候，各个县的代表都是由县长领着来参加会议的。东莞县的县长在明白了会议的主要意思后，立马给县委书记通了电话，问书记要不要争取成为“千斤县”。县委书记想了想，说：“咱们现在虽然还没达到‘千斤县’的标准，但先把拖拉机、大货车这些好处弄到手再说嘛。”

结果，县长把东莞县的成就夸大成“千斤县”，得了奖状和锦旗后，他没敢直接带回东莞，而是偷偷塞进了挎包，等回去后，又悄悄放到了县委书记的办公桌上。

1959年1月27号，广东省委的领导跟陶铸说：“雷南县1958年的晚稻收成看起来挺好，但到年底却发现粮食不够用了，挺不正常的。县里为此开了好多干部大会，最后查出来，原来他们偷偷藏了7000万斤的粮食没上报，还私自分了。陶铸听到这事儿很上心，立马就说：‘得下大力气管管这种瞒报产量、只想着自己小圈子的事，只有这样，咱们才能顺利完成往外调粮食的任务，也让老百姓的日子过得安稳。’”

没过多久，中央政治局开了个大会，会上毛泽东讲道：“老百姓手里有钱，不一定是坏事嘛。”他这话里头的意思，就是说粮食其实不少，只是都让农民自个儿藏起来了。会议一完事儿，陶铸就打算亲自带上一队人马，跑到被叫做“千斤县”的东莞县去，开展反对“瞒报产量”的行动。

陶铸抵达东莞那晚，县委紧急开了个“揭露隐瞒产量”的会。先是位公社书记站出来讲：“东莞这回真是大丰收，说没粮食那是骗人的。”话音刚落，另一位公社书记也毫不含糊地站起身：“我在一个村里搞‘揭露隐瞒产量’时，队干部喊穷说没粮食，我压根不信，直接奔晒谷场去了。到那一看，表面都是稻草，可我一扒拉那些稻草，嘿，金灿灿的稻谷一大堆，看着真让人高兴！”

在这次好几百人参加的干部聚会上，就属省里负责“反对隐瞒产量”工作的成员、广东省省长陈郁的妻子袁溥之提出了不同意见。她直言不讳地说：“陶铸同志，我走访了好多农户，家里确实存着粮食，但数量真没那么多，靠反对隐瞒产量是变不出更多粮食的！”陶铸一听，当场就给袁溥之提了意见，说她思想有点儿过于保守了。

但后来，陶铸还是让人组织了调查小组去村里了解情况。他反复叮嘱小组人员，一定要先自己好好调查一番，最好是别惊动村里的干部，直接去找村民们问问，这样才能得到真实的信息。陶铸的秘书汤龙夫就没跟村里干部打招呼，直接去了村民家里，看了看米缸和粮仓，结果发现都是空的。一问之下才知道，粮食全都被拿到公社食堂去了，村民家里连给孩子熬粥的米都没有了。

汤龙夫走到一户农家，瞧见灶台上热气腾腾的，就好奇地想凑过去瞧瞧锅里煮的啥。女主人赶紧上前一步，没好气地拦住他说：“没啥好看的，锅里就是些野菜！”汤龙夫不死心，还想瞅瞅，女主人没办法，只好掀开锅盖说：“要看就看个明白吧！”结果一看，锅里还真是煮的野菜。

汤龙夫回家后，把亲眼见到的事儿跟陶铸说了，陶铸听后心里挺不是滋味。后来，派去别的地方调查的人回来报告的情况也都大同小异。到这时候，陶铸觉得没法再按上面的要求继续搞那个“反瞒产”的事儿了。

1959年3月到4月间，广东省委开了个大会，大家根据各地的情况汇报和收集的资料，最后弄清楚了：1958年上报的粮食产量其实多了。一是当时太乐观，把产量报高了；二是大伙儿都在食堂吃饭，粮食浪费了不少；三是鼓励大家一天三餐都吃干饭，随便吃，结果浪费了很多粮食。

没过多久，广东省委给中央递交了一份报告，建议对农民做些让步，不再追查“瞒产”问题，并且减少那些过高的、不实际的粮食征购任务。报告还提到，硬要“反瞒产”，把基层干部和农民的关系弄得很僵，再这么下去，矛盾只会越来越大，后果会非常严重。

党中央对广东省委的报告特别上心，赞扬了报告里的思想，同意了里面提到的改进办法，并且把这报告转发给了其他各省。党中央还号召全党要实话实说，实实在在做事，做正直的人。1959年4月27日，毛泽东特地写了一封党内信件，标题是《绝对不能讲假话》，信里强调了这个意思。

实在人，就是那些敢于说心里话的人，说到底，他们对大家的事情有好处，自己也不会受损。当生产队的小头目，别太纠结上面的那些数字要求，别管那么多，只看实际情况能不能做到。

陶铸是个勇于直面并承认错误的人，之后他率先在党内外多次公开自我反省，他讲道：“那三年的自然灾害，问题出在哪儿？一出事儿，不去认真反省领导工作上的不足，不从自己身上找问题，光怪外部环境，这可不是共产党人的作风。”1959年5月的一次会上，陶铸又当面跟袁溥之说：“袁大姐，东莞那次‘反瞒产’的事儿，我没听进你的意见，还怀疑你是不是有点‘右’倾。我错了，请包涵，我给你道歉！”

1962年，政治局开会时，陶铸想站起来认错，毛泽东连忙打断他：“陶铸，你是不是又想认错？你已经认了不少错了，别再认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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