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阿拉伯世界的重要力量，埃及曾在1948年第一次阿以战争后敞开国门，接纳数十万巴勒斯坦难民。然而，这种基于阿拉伯民族主义团结的善意，却在后续数十年中因政治分歧、社会矛盾与极端主义滋生，演变为复杂的冲突事件。其中，1981年埃及总统安瓦尔·萨达特遇刺案中，部分凶手与巴勒斯坦难民营的关联，成为这一历史纠葛的尖锐爆发点。

一、1948年难民潮

1948年5月，以色列宣布建国，随即爆发的第一次阿以战争（巴勒斯坦“大灾难”）导致约75万巴勒斯坦人流离失所。这些难民中，相当一部分涌入邻近的阿拉伯国家，其中埃及接收了约10万至15万人。对于纳赛尔领导的埃及自由军官组织而言，接纳巴勒斯坦难民不仅是人道主义责任，更是阿拉伯民族主义意识形态的实践——推翻亲英的法鲁克王朝后，新政权亟需通过支持巴勒斯坦事业树立地区领导权。

埃及政府将难民主要安置在西奈半岛南部（如阿里什地区）及尼罗河三角洲的临时营地中。起初，埃及社会对难民持同情态度，官方亦承诺“待巴勒斯坦问题解决后协助其返乡”。然而，这种承诺很快因现实压力而动摇：

一方面，埃及自身经济发展滞后，有限的资源难以支撑大规模难民的长期生存；

另一方面，难民与本地居民在就业、教育等领域的竞争逐渐显现，社会摩擦悄然滋生。

二、从埃及政策转向的矛盾

1956年苏伊士运河战争后，埃及虽获得政治胜利，却因国际制裁加剧经济困境。与此同时，巴勒斯坦内部政治力量分化，以亚西尔·阿拉法特为首的巴勒斯坦解放组织（法塔赫）崛起，主张武装斗争复国；而更激进的派别如“解放巴勒斯坦人民阵线”（人阵）则倾向于全球恐怖主义手段。这些派别在埃及控制的加沙地带（1948-1967年由埃及托管）活动频繁，与埃及安全部队的矛盾日益公开化。

1967年第三次阿以战争（六日战争）成为转折点。埃及战败后失去对加沙的控制权，部分巴勒斯坦难民随埃及军队撤回本土，进一步增加了埃及的社会负担。更重要的是，埃及对巴勒斯坦事业的立场从直接介入转向有限支持，纳赛尔开始强调“阿拉伯统一优先于巴勒斯坦独立”，这与部分巴勒斯坦激进派别的诉求产生根本冲突。

此后，埃及政府逐步收紧对难民的管理：限制难民营的自治权，要求巴勒斯坦武装团体撤离埃及领土，并与国际社会合作推动难民“就地安置”而非返巴勒斯坦。这些政策被部分难民视为“背叛”，他们对埃及政府的失望逐渐转化为敌意。

三、1981年萨达特遇刺案

1978年埃及与以色列签署《戴维营协议》并于1979年建交，标志着埃及彻底放弃“泛阿拉伯对抗以色列”的路线。这一举动引发巴勒斯坦激进派的强烈谴责，他们认为埃及背叛了阿拉伯民族的共同事业。在此背景下，反埃情绪与宗教极端主义在部分难民营中合流。

1981年10月6日，萨达特总统在开罗阅兵式上遇刺身亡，主犯之一是25岁的巴勒斯坦裔青年哈立德·伊斯兰布利。调查显示，伊斯兰布利隶属于“埃及伊斯兰圣战组织”（EIJ），该组织长期在巴勒斯坦难民营中招募成员，宣扬“推翻亲美世俗政权，建立伊斯兰国家”的理念。尽管刺杀动机包含对埃及亲以政策的抗议，但其与巴勒斯坦难民营的关联仍引发轩然大波。

这一事件暴露了埃及与巴勒斯坦难民关系的深层危机：

埃及政府将难民营视为“安全隐患”，加强监控与打压；

另一方面，部分难民因政治边缘化转向极端主义，形成恶性循环。萨达特遇刺后，穆巴拉克政府进一步收紧难民政策，关闭难民营中的激进组织据点，并限制巴勒斯坦人在埃及的政治活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