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不禁思考：究竟是什么原因，让我的父亲从昔日那个热衷学习毛选、传播毛选的“积极分子”，以及空军党办中的杰出精英，转变成了他后来的模样？
在刘亚楼将军麾下担任秘书期间，父亲曾在一日上午收到一份厚重的《参考消息》，却直至傍晚方才将其递交给刘司令审阅。刘司令对此提出批评。父亲辩解称，那不过是份《参考消息》，并非正式文件，并未影响工作，因此拒绝承认错误。
刘的个性颇具声望，绝不容许他人提出质疑或反对，尤其是针对自己的秘书。就在一次党的会议上，他再次对我父亲提出批评，似乎指责其工作“踢皮球”。
然而，我的父亲性格刚烈，有时显得颇为固执，他坚持不承认错误，这让刘亚楼怒火中烧。
当时，我的父亲担任少校军衔。鉴于这一情况，空军特此颁布了一项新规：所有未曾担任过指导员或教导员等职务的少校军衔人员，均需接受一年的下放，以便进行补充教育。
这正是我父亲日后被下放到江苏盐城，并在某高炮部队担任营教导员长达一年的前因与后果。
据我哥哥所述，在“文革”爆发之前，我的父亲曾被借调至上海党校进行授课。我亦清晰记得，在我父亲担任空二师五大队政委期间，该大队的宣传工作颇具成效，声势浩大。他与飞行员们保持着良好的关系，常与他们促膝长谈，交流思想。
父亲嗓音出众，对《革命人永远是年轻》和《我们走在大路上》这类充满激情与希望的曲目情有独钟。在“文革”时期，他因积极学习毛主席著作而荣获空军“学习毛主席著作积极分子”的荣誉称号，并在大院里分享自己的学习心得。
他体魄强健，曾于航空学校时期在东北军区的速滑比赛中获得佳绩。回大院后，他亦曾在灯光球场挥洒汗水，投篮竞技。那时，林立果还未踏入空军之门。
新野叔叔的生父母均为新四军的革命前辈，他们是资深的老干部。他的父亲在解放初期便创立了安徽省人民广播电台，并曾担任上海市人民广播电台理论编辑部的负责人。1958年，他响应国家号召，支援边疆建设，转至宁夏省电台工作。
我依旧鲜明地忆起林立果初入空军的那幕，那时他身着崭新的军装，言辞不多，默默坐在我家床上，待我归来时，显得有些局促不安。随着时间的推移，他日渐成熟，体重也稍有增加，宛若一位干部的形象。无论走到哪里，总能听到人们对他的父亲赞誉有加，对他本人的赞美之声不绝于耳。每当此时，他只是微微一笑，轻轻点头，从容应对，既不傲慢，也不张扬。日常生活中，他依旧保持着沉默寡言，仿佛总有事务在身，从没见过他懒散闲适的一面。
那是一个1970年5月20日的清晨，程洪珍（当时担任空军司令部办公室秘书）亲自驾车，将我接到中山医学院，邀请我一同度过了愉快的周末。与此同时，“调研小组”的成员们正下榻于广州白云山机场的招待所。得益于那里可以阅读香港报纸以及众多外国杂志，我每次前往都会翻阅一番，尤其是对连载的言情小说情有独钟。
在一个阳光明媚的上午，周围的人都在各自忙碌着，我注意到洗衣机静静地置于翻译陈伦与房间之间的卫生间内，发出哗啦哗啦的声响。出于好奇，我忍不住前往一探究竟，并趁机伸出援手。
他们居住的楼层中设有宽敞的饭厅，其中安置了一台电视机，平时大家便在此汇集，共享电视节目的乐趣。然而，那天我注意到饭厅空无一人，椅子悉数折叠，整齐地靠在墙边，仅留一把椅子孤零零地对着电视机摆放。电视上正在播放于首都天安门广场举行的“五二O”盛况，我略作停留，目光扫过屏幕后，便起身离开了。
片刻之后，林彪开始发言，林立果随即从室内步出。众人之间默契流转，有人迅速取出一瓶橘子汽水递至他手。林立果便落座于那把椅上，全神贯注地品饮，同时目不转睛地观察着。周围的人纷纷散去。
众人皆未踏入，我亦不便擅自而入，于是驻足门前观望片刻，心中牢牢记下了林彪讲话中“得道多助，失道寡助”一句中“助”字所特有的湖北方言发音特色。
林彪演讲完毕，大会尚未落幕，林立果便起身离去，依旧保持着那副不动声色的神态，径直返回了自己的房间。
我亲历了这一幕，心中不禁浮想联翩——常言道，干部子女应谦逊有礼，可他似乎只专注于父亲的言谈，这又算何种表现？然而，他的父亲乃林副主席也！看来他们父子间的情谊竟如此深厚……若父亲站在讲台上发言，我恐怕会感到羞愧，不知该如何自处。尽管后来与林立果的会面愈发频繁，但我仍无法将他与《五七一工程纪要》联系起来。
我们不禁思考：究竟是什么，使得我父亲从昔日那个热衷于研读和宣传《毛选》的“积极分子”，以及与空军党办一众精英并肩作战的时光，转变为今日之他？
他们家庭稳固，事业有成，地位显赫，那么他们为何还要追求更多？为何甘愿冒险，追随林立果，去完成如此震撼人心的大事？
难道是觊觎额外的好处？抑或是冲动行事、自我陶醉？亦或是陷入了无法自拔的境地？
林立果为何还要自找麻烦？林彪不是早已位高权重，独步江湖了吗？
起初，我百思不得其解，第一次感到那熟悉的父亲变得如此陌生；随着时间的推移，我逐渐领悟到一些道理，我们与父亲的关系也逐渐拉近。
我对于“跑了”究竟意味着什么，全然缺乏任何理解。
那是一个星期日的清晨，1971年9月5日，记忆中的日子依旧清晰。那时的我，不知忧愁为何物，如同往日一般，与几位挚友一同前往广州军区空军参谋长顾同舟的家中。此行的目的，无非是为了一解口腹之欲。
学校将我们的部队学员与地方学生的伙食费合并，导致伙食质量不佳。我们这些正值成长期的孩子，食量惊人，尤其是作为北方人，对广东大食堂的饮食并不适应。
不论是在饭前还是饭后，客厅里女孩子们正热闹非凡，与张亚青阿姨（顾同舟夫人）谈笑风生。而此时，顾伯伯将我单独唤至客厅外的走廊，面容上仍带着与大家闲聊时的和煦笑容。环顾四周，并无他人，他亲切而神秘地低声说道：“你爸爸将在12号抵达广州！届时，我会派人去学校接你。”
我对他为何如此行事感到困惑，然而鉴于他一直对我关怀备至，且与林立果等人关系密切，在那个“亲不亲，线上分”的政治氛围中，他和我的父亲似乎属于同一阵营，或许是为了避免引起其他同学的注意；因此，我礼貌地回应了他。然而，我天性内向，容易陷入胡思乱想，心中仍存有一些疑虑——毕竟广州是父亲经常出没之地，这究竟有何神秘之处？我姑且认为他是一片好心，理解我们父女间的情谊，所以将这个消息当作一件好事告诉我。
事后方悟，原来在那两日的前后，刘兴元——彼时担任广州军区副政治委员、第二政治委员，自1968年2月起还兼任广东省革命委员会副主任、主任——曾向广州军区传达了毛泽东南巡时的“吹风”内容。
12日，我并未请休假外出。考虑到有人可能前来寻找，我选择留在学校等待消息。然而，直至日暮，并未有人寻访，亦无电话打扰。
我并未对此感到异常惊讶，毕竟我对林立果及其父亲那般神秘而灵活的工作习性早已司空见惯。反正我并无急事在身，恰好可以享受一天的闲暇。在学校，我仅接到了母亲的电话，而我亦无法拨出，故此，我也未向他人致电。
大约又过了一个星期，我的同学汪京群——汪东兴的女儿——在晚餐后与我一同在校园中漫步。她轻声向我透露，一位高级官员乘坐飞机逃离，目前下落成谜。
我们俩随意猜测，会是何人？
我实在无从揣测，全然是听她所述。她最终透露，或许是许世友！此人最是桀骜不驯，不听号令！
我对于“跑了”究竟是指何意，实在一无所知，至于中央的局势，更是宛如一团迷雾，难以辨认。因此，当京群的分析传入耳中，我便觉得其中颇有几分道理。听闻许世友性格刚烈，性情中人，对谁都不屑一顾，常常携带枪械在身，“文化大革命”期间甚至曾躲进山林避世。基于此，此次“跑”掉的官员很可能就是他。这份想法，何其天真与纯真。
在广州，当我聆听了关于“九一三”事件的中央文件传达，与全国人民一样，我对此事毫无心理预期。尤其是文件中提到他们均已离世，这让我难以置信，以至于感到天旋地转，耳畔嗡嗡作响，四肢无力。我的第一反应是：“这难道是‘笔杆子’在玩弄诡计？”
坐在身旁的是我同校下铺的战友，她轻声询问我：“你知道那位姓周的女士是谁的女儿吗？”
我竭力开口，声音低沉、沙哑、粗重，与往日的我判若两人。
她显然是被我吓了一跳，立刻搬动椅子，迅速向旁挪移了几步。
文件传递完毕后，李先念同志亲自接见了那些在文件中被特别提及的父亲们的子女们。他特地叫出了我的名字，询问道：
你对他们的故事了解多少？能否效仿林立衡，坚决分清敌我，勇敢揭露亲属的罪行？若你知晓他们的秘密，你将如何应对？又打算向何方举报呢？
我实在无法应对这类问题，然而整个会场的人似乎都在凝视着我。我艰难地站起身，眼前金星乱舞，几乎要窒息，眼前尽是黑压压的人头。我跳过了前几个问题，朝着仅两步之遥的李先念，嗓子嘶哑地吐出三个字——吴法宪。
显然，这个答案未能满足他的期望，他甚至不允许我落座，随即转过头，转向另一侧的子女们，开始与他们交谈。
我感到焦虑与极度尴尬，实在不清楚自己究竟做错了什么。在聆听文件的过程中，我似乎预感到吴司令这次可能面临失势，然而，我所说的都是实情。毕竟，是谁听到林立果他们私下里对吴法宪戏称“吴胖子”的呢？
谁让我什么都不知道呢？不向他举报向谁举报？空军大院最大的干部就是他嘛！何况我在广州上学，更不知道该怎么举报；就算我去过几次毛家湾，但是坐车去的，根本不知道地址，再说这次连林彪也死了呀……
幸而我还记得，人民大会堂仅用于召开重要会议；而天安门广场，仅在节日庆典或接待民众时才启用，平日里那里空无一人；“中央”这两个字，于我而言，代表着毛主席的居所，理应位于长安街上的新华门内。这份认知显得多么的稚嫩与可笑。
广东省军区受广州军区之托，安排我们这些子女留下来参加学习班。在这四天里，我陷入了沉默与孤僻，宛如张春桥在特别法庭上那般，面无表情，缄口不言。当学习班落幕，总结会上，其他子女代表纷纷发表了自己的立场，表示将紧密团结，坚决划清界限。
广州军区政治部于主任（于厚德，任职时间：1970年11月至1977年12月）亲自将我点名，“得知你这四天学习期间未曾发言，你心中有何所思？今日，请你明确表态。”
我咬紧牙关，毅然起身，语气坚定而略显倔强地连珠炮般说了两句。首先，我断然宣称：“中央文件分明是机器印制的！”紧接着，我提出了自己的要求：“我必须查看温都尔汗的照片。”
那两句与会议当时所弥漫的气氛格格不入，甚至截然相反的言论，令于主任感到措手不及，极度不悦，其后果显而易见。
自此，组织上便留下了一段关于我“态度不佳”的传闻。1974年，我复员后，被空军安排至南苑空司生产队劳动。恰逢时任空军司令员马宁在此地劳作，他初见我时，误以为我是某空军招待所派至南苑轮值劳动的服务员。午餐时分，马司令特意坐到我身旁，面带微笑，与我亲切交谈，询问各种事宜。
但不幸的是，我所忧虑的情形终究还是上演了——生产队长陪坐在旁，经过一番踌躇，最终还是尴尬地在我面前揭露了我的身份。
马司令猛地一放手中的碗，对我态度突变，厉声喝道：“你必须明确分界，切实进行改造！”
我面部表情一凝，未及多言，便毅然起身，将未触及的餐食重重地扣入碗中，在众目睽睽之下，傲气地离开了食堂。身后，食堂内顿时陷入一片沉寂，寂静得连鸟鸣都消失了。
反思之后，我愈发陷入绝望：究竟我是谁？我是否仅是父亲的化身？我名声狼藉至此？空军司令的能力是否真的如此低下？党的方针政策似乎与我相隔甚远？
我脑海中不断思考，如何将成语与实际情境相融合：究竟谁是狡猾的兔子，谁是忠诚的走狗？
虽然我在“九一三”事件发生时还未满十七岁，然而我实在不该如此稚嫩和单纯。在“九一三”爆发前的那个暑假，由于家中琐事令我心生烦闷，一气之下，我拨通了江腾蛟伯伯（时任中国人民解放军南京军区空军政治委员）的电话，询问是否有机缘搭乘前往广州的训练飞机，以便返回学校。
闻讯后，父亲急忙返回家中。鉴于我自幼至长，一直是那般听话、让父母倍感安心的孩子，他对我竟在盛怒之下说出“再也不回这个家了”的决绝之言，感到既惊讶又痛心。他坐下，耐心倾听我叙述完整个情况，随后长长地叹了口气，与我进行了一番深入的交谈。
正是这次交谈，透露了某些端倪，然而当时我却未能深刻领悟。如今回想，那实乃一次关键的“路线沟通”，且是仅此一次的重要机会。
他对我说，你不要看咱们家现在这些条件，以为我们和吕果（指林立果）一起工作，一切都风平浪静，路线斗争很激烈，有人要整林副主席，随时都有风险。“飞鸟尽，良弓藏；狡兔死，走狗烹。”林副主席凭借赫赫战功，曾奠定大半壁江山，如今却仍面临被打击的命运，这无疑是卸磨杀驴之举。
他泪眼凝重。
第一次见到父亲流泪，不知道怎么安慰他，同时也被这些话的内容镇住了，我不再抽泣。凭着自己的那点文学知识，脑子一个劲儿地思索着，怎么把成语与现实结合起来：究竟何为狡兔，何为走狗？“文革”时期的思维束缚让我不敢越雷池一步——谁敢将林副主席比作“驴”？尽管如此，我还是小心翼翼地询问父亲，还有谁敢对林副主席进行整治？
在随后的对话中，他提及了江青被称作“白花蛇”，张春桥被称为“眼镜蛇”，姚文元则被唤作“响尾蛇”，并宣称旨在“清除君侧之恶”；他宣称“军队正承受压力”，“国民经济陷入衰退”，“笔杆子的力量需凌驾于枪杆子之上”，目前的形势“正朝着笔杆子一方有利、枪杆子一方不利的方向发展”。
他还说“上面”“翻手为云，覆手为雨”，是“二桃杀三士”；他对着周围一挥手，说：“今日你或许高坐上宾之位，转瞬之间，便可能沦为阶下囚！这一切，说没就没了！”
我虽深知“飞鸟尽，良弓藏；狡兔死，走狗烹”以及“卸磨杀驴”这两则成语的深层含义，却仅限于字面理解；至于“二桃杀三士”，则始终未能透彻领悟。幸得父亲耐心为我解析典故，方才明了其寓意为借刀杀人。
父亲对子女的教诲向来严谨，时刻督促我们勤奋学习、广泛阅读。阅读之余，他还会要求我们分享读书感悟。例如，在入伍之前，他规定我们必须读完《共产党宣言》，并就阅读体会进行交流，只有通过他的考核，我们才能得以成行。此刻的教导，让父亲先前流露出的愤慨与忧虑得到了一定程度的舒缓，他重新回到了平日里对我们悉心引导的姿态，尽管眼中仍隐约可见一丝疲惫。
这次对话，与往日大相径庭，父亲与我站在了平等的位置。我静心聆听了他内心的声音，他向我倾诉了工作的种种，纵然无法分担其间的辛劳，我却不再是以往那个懵懂的孩童。
遗憾的是，我因“只缘身在此山中”，对“路线斗争复杂”、“激烈”之类的言论，虽耳熟能详，却并未意识到事态的严重性。
到了八月底的时分，通过这次对话，我们可以感受到林彪已遭打压，这种感觉在“九一三”事件之前便已显现。《纪要》中他们对于“四人帮”的厌恶，已达到针锋相对、势不两立的地步。截至目前，尚无令人信服的详实史料能够展现林彪对此事的具体立场和态度；然而，那些充满悔恨的成语，倒是透露出林彪在文革期间被伟大领袖“利用”的无奈境遇。这些话语虽出自我父亲之口，但究竟悔恨的是林彪本人，还是林立果，至少从字面上看，应该是林立果吧！
事后我才领悟，庐山会议之后，林彪的继任者地位开始出现不稳，军委办事组的势力也从巅峰走向衰落，那些曾随汪东兴积极表态的军方干部，无不遭遇了挫折……
林立果等人意识到时局已无法挽回，这才促成了他们后来的“破釜沉舟”之举。
那个暑假，我随口说出的一句气话，竟不幸应验——从此，我失去了栖身之所。
“我干就是了！”
那一夜，无数人用“惊心动魄”来形容，我却无法如此表述。我那时正在广州求学，并未与家人一同经历那夜的北京。然而，从他们的叙述中，我能感受到父亲除了平日的“忙碌”与“疲惫”，还夹杂着未曾有过的“紧张”与“情绪低沉”。然而，我始终难以用恰当的词语来描绘那晚在家人面前的父亲，因为在他身上，没有“党办的周副主任”的标签，他只是一个集儿子、兄长、丈夫与父亲于一身的平凡人。而在这之后的40年间，那种刻骨铭心的痛楚始终挥之不去。
9月10日，二叔在接到我父亲发来的“母亲病危”紧急电报后，急忙带着年幼的女儿从异地匆匆赶回家中。近年来，我父亲经常熬夜加班，鲜少按时回家。然而，那晚他特意提前回家，显得情绪平静。二叔好奇地询问他：“母亲并无大碍，为何要发电报说母亲生病？”
他言道，即将召开九届三中全会，并举行四届人大会议，此次会议关乎权力的重新分配。江青、张春桥意图整顿军队，局势显得颇为紧张，北京犹如一触即发的火药桶。鉴于我与林立果的关系，我已不可避免地被卷入了他们的纷争之中。从今往后，我恐怕无法兼顾家庭，也无法再照顾母亲。你可将母亲接走，往后还需多加关照弟弟和妹妹们。
这“他们”究竟所指，二叔并未发问。他深知涉足政治者，往往对他人询问之事有所忌惮。
二叔问：何时离去？
父亲言道，不必急于一时，且先在北京尽情游玩，待几日后再行启程。他又说：“你无需挂念我们，我和林副主席将前往广州。”家中之物，若你有所需，尽管取用。至于猎枪，也一并带走吧。他深知弟弟的喜好。
二叔瞧他那副神情，全无紧张之态，宛若往常一般，对于局势亦未显得过分担忧。他们的对话简短而直接，结束后，他便匆匆离去。显然，他是特地赶回家中，向弟弟详述如何妥善安置母亲的计划。
9月12日的夜晚，父亲再度归来，他向二叔告知：“你与母亲务必要做好准备，整理好行囊，明日一早，将有专人前来送来车票，并将你们送往车站。我们也将整理行李，启程前往北戴河，随后将随林副主席一同前往广州。”
他一边说着，一边将家中全部的积蓄——约三千元——悉数交予二叔，叮嘱他日后用以照料年迈的母亲。然而，当二叔入班之际，这笔款项连同一块林立果所赠的限量版劳力士金表——全球仅六十枚——一同被没收。令人遗憾的是，那块金表至今仍未归还。
得知即将前往北戴河的消息，哥哥和弟弟喜悦之情溢于言表，皆因能一睹林副主席的风采。随后，他向奶奶透露：“妈，请叫我醒来，我只需休息五分钟。”从他略显疲惫的神情中，不难看出他已疲惫不堪。
在我父母整理行囊之际，二叔心生忧虑，担心此次事件源于军队派系间的纷争，于是前去询问：“究竟发生了何事？”他回应：“无需过问。”尽管如此，二叔仍追问：“主席的态度又是如何？是否对你们表示了支持？”
他怒斥：是他搞的！
在我家族的兄弟中，二叔是唯一一位踏入大学殿堂的人。自1957年踏入校园的那一刻起，他就遭遇了“反右”运动，自此，他对政治失去了兴趣，对名利也抱以淡然。在我父亲眼中，这种态度等同于政治上的不进取。过去，我们兄弟俩时常聚在一起，就这一话题展开激烈的辩论。
自1969年中共九大落幕之际，二叔踏上了北京之行的旅程。归来后，他向我娓娓道来：
那日，我欲了解有关知识分子政策的详情，便与您父亲探讨了政治局势、国内状况以及文化大革命的相关事宜。
我问：国家这样不是胡来吗？
他说：都是主席搞的。
我问：将来怎么办？
他说：搞了是他负责。
问：你对像章感兴趣？
他说：不感兴趣。
问：林副主席上台将有何政策？
他说：搞经济和科技。
我的父亲曾向他提起，那是在一次与母亲共同拜访林彪的家中时，观赏了两部影片。其中一部便是苏联电影《祖国在召唤》，影片中阐述了国家建设对知识的渴求，以及知识分子对于国家的重要性。
二叔的话语，让我不禁联想到“调研小组”中的那位叔叔也曾向我提及，他曾听我父亲讲述，林彪对“文革”的看法自然存在，且与毛泽东截然不同。林彪曾言：“……必须立即进行改革！”
自“九一三”事件过后，传闻毛家湾悬挂着一幅书法条幅，其上书曰：“勉从虎穴暂栖身，说破英雄惊煞人。”我不得而知父亲所述是否属实，或许这乃林立果之语。尽管这些话语听起来确实令人“惊煞”，却依旧让人感受到其中蕴藏的希望，那份真实与美好。在此之际，他只能安慰哥哥道：“唉，这一切不过是阶级斗争罢了。”
“何来阶级斗争？这完全是针对个人的打压！争夺权力和利益，就是陷害他人！你可知，我国有多少人无辜受害，惨遭他们陷害至死？”
父亲继续言道，我已踏入历史的舞台，既然已无退路，唯有全力以赴，勇往直前！
叔父听闻此言，已明白哥哥已然深陷政治风云之中，难以自拔。我虽感到惊愕，但对叔父的话深信不疑。记得暑假期间，父亲不也提前对我进行了“防范教育”么？
在那个1971年9月12日的夜晚，一番深入的交谈，缓缓掀开了中国红色铁幕的最隐秘一角，揭露了关乎国家最高机密的秘密。自那以后，这一幕如同沉闷的雷声，在我心中久久回响。母亲依稀听到他低语：“别等我了！”这简短的话语，便成了我父亲留给母亲的永恒遗言。
直至后来，在里屋接起了一通电话，我猜想那或许正是林立果催促我父亲“北上”的那通电话，他的神色这才显现出几分焦急。他急忙带着我母亲以及我兄弟离开，家中随之陷入了宁静。唯有二叔陪伴着奶奶，而他那稚嫩的小女儿早已安然入睡。
不久后，他们再度归来。我父亲独自上楼，二叔询问他为何而回。父亲回应说吴法宪正滞留机场，无法离开。那时，二叔并不明白“吴法宪在机场”所指的含义。
他急于将二叔送往火车站，同时吩咐道：“请你带着向阳一同前往。待我将你们送往车站，你们便购买次日清晨的车票启程。母亲就请留下，以免家中空无一人。”
行走至车站途中，父亲语气坚决地感叹：“那时，将顾不上任何事！任何人都无法再被顾念！”
我二叔立刻领会了他的意图：若情况不妙，便远赴海外避难。“届时……便无人能够顾及”，这里的“无人”显然是指家人。
若我未曾听闻那言辞，定是无法洞悉其确切答案，或许我的母亲亦同感困惑。
父亲抵达火车站后，未熄火便将母亲和弟弟安置在我家楼下，随即驾车离去。母亲心中忧虑，急忙向他询问归来的时间。
他的话语被汽车引擎的轰鸣声所淹没，母亲依稀捕捉到了一句：“别等我！”这便成了我父亲留给母亲最后的遗言。
据我哥哥所述，那天9月12日的夜晚，我父亲已做好了赴死的决心。然而，由于种种原因未能成行，他深知事情已暴露无遗，前途堪忧，凶多吉少。从西郊机场返回的路上，他的心情应是沉重至极。他驾驶着车，语气中透露出一种决绝：“以前人们常说，人死时并不知道死因，而现在，我已清楚自己的死因了。”显然，他是下定决心要去赴死。
新野叔叔的夫人李雯阿姨亦曾向我们提及——自1971年暑假结束，她重返西安第二军医学院后，曾收到一封“九一三”事件前夕，由广州寄出的信件。信中，于叔叔表示，若日后有任何事宜，两个孩子便托付于她，言辞间流露出几分愧疚之情。
往昔，两人之间便常以这样的玩笑互逗，李阿姨会说：“若我先走一步，那两个孩子就托付给你了。”于叔叔亦会应道：“若我先行一步，孩子就交给你照顾。”两人相视而笑，调侃道：“那便看谁先走一步了。”而于叔叔这封最后的信，实则等同于他的遗书，是对李阿姨的交代，亦是他准备告别人世的征兆。
在“九一三”事件中，我对于其中每个人的所作所为以及事件的全貌，都感到既陌生又突兀。因此，我始终渴望能够深入理解他们的行为。我曾拜访过父亲生前的一些上司和同事，他们对父亲性格和能力所给予的评价，让我感到一丝慰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