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月26日，兰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一纸限制消费令，将万达集团创始人王健林推上风口浪尖。因其下属公司一笔1.86亿元的债务未能履行，这位曾经的中国首富被限制高消费。这并非孤立事件，而是万达集团深陷债务泥潭的一个缩影——截至2025年9月，万达集团累计被执行金额已超过76亿元。

这一消息迅速引发市场震动。公众记忆中那个喊出“先定一个小目标，比如挣它一个亿”的豪迈身影，如今却因债务问题被法律约束出行自由。限制高消费令意味着王健林无法乘坐飞机、高铁一等座，不能在星级酒店、高尔夫球场等场所进行高消费活动。对于一位需要频繁商务出行的企业家而言，这无疑是对其商业活动能力的直接制约。

万达集团对此回应称，此事或因“执行信息不对称”所致。然而，冰冷的数据揭示了更深层的危机。根据万达商管2024年第三季度财报，其一年内到期的非流动负债高达400.84亿元，短期借款约38.89亿元，而同期账面货币资金仅为151亿元。更严峻的数据显示，截至2025年三季度，万达商管的短期债务激增至662亿元，流动性缺口高达529亿元。巨大的资金缺口，使得任何一笔未能及时兑付的债务都可能成为压垮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

这场危机的根源，可以追溯到万达对资本市场的过度依赖和对赌协议的沉重枷锁。为了推动核心资产万达商管上市，王健林与投资者签订了规模高达数百亿元的对赌协议。协议规定，若万达商管未能在规定期限内成功上市，万达集团需向投资者支付巨额股权回购款。然而，万达商管的上市之路异常坎坷，从2021年至今已四度冲击港交所IPO，却屡屡因招股书失效或监管问题而折戟沉沙。上市失败不仅意味着无法通过资本市场输血，更直接触发了对赌协议的回购条款，将万达推向了债务悬崖。

面对汹涌而至的债务洪峰，万达并非坐以待毙。王健林祭出了其最熟悉的“断臂求生”策略——大规模出售核心资产。自2024年以来，万达已陆续出售超过30座万达广场，2025年至今又有7座被摆上货架。这些遍布全国的优质商业地产曾是万达帝国最闪亮的皇冠，如今却成了换取流动性的“救命稻草”。这种策略在短期内确实能缓解燃眉之急，但长期来看，不断剥离核心资产无异于削弱自身的造血能力和市场根基。

市场专家对此看法不一。有分析认为，万达的债务问题虽然严峻，但其资产负债率在2023年财报中显示为50%左右，优于许多深陷“保交付”泥潭的同行，且其核心资产价值依然可观。这意味着，万达的危机更多是流动性危机，而非资不抵债的破产危机。只要能成功重组债务、恢复市场信心，仍有翻盘的可能。另一方面，也有声音指出，万达过度依赖“卖卖卖”模式，缺乏可持续的新增长引擎，其轻资产转型战略的成效仍有待时间检验。

值得注意的是，万达并非孤例。其困境折射出整个中国房地产行业在经历高速增长后，正集体步入深度调整期。过去依靠高杠杆、高周转的扩张模式已难以为继，企业必须重新思考发展模式和财务安全边界。万达的遭遇，为所有曾经的行业巨头敲响了警钟。

王健林本人的韧性也不容小觑。他曾带领万达成功从重资产向轻资产转型，并在2017年顶住压力偿还了数千亿债务。如今，面对新的挑战，他能否再次上演“王者归来”？这不仅关乎一个商业传奇的命运，更关乎数以万计的员工、商户和投资者的切身利益。

王健林被限高，表面看是一次法律执行，实则是万达帝国在时代巨变下的转型阵痛。 这场危机考验的不仅是王健林的商业智慧，更是万达能否真正摆脱对旧有模式的路径依赖，找到一条通往未来的、更健康、更可持续的发展道路。对于公众而言，与其关注首富的个人荣辱，不如思考一个更宏大的命题：在经济周期的潮起潮落中，企业如何才能构筑起真正坚固的护城河，以抵御未来的不确定性？万达的故事，或许能为我们提供一个深刻的观察样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