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1919年始，马克思主义的思潮涌入《新青年》编辑部，随之而来的是编辑部内部的深刻分歧。胡适等同仁依旧秉持资产阶级民主主义的理念，在社会变革议题上，胡适推崇其美国导师杜威的实验主义，主张通过渐进式的社会改良逐步推进，与陈独秀、李大钊所倡导的马克思主义——即通过阶级斗争和社会革命，从根本层面革新社会制度——形成了鲜明对立。新文化运动阵营由此陷入分裂。

西路军溃败的深层次原因究竟何在？这仅仅是“张国焘路线带来的弊端”、“张国焘路线下的受害者”吗？究竟哪位领导人揭示了这一历史疑团的真相？

“我们的社会运动，不仅要深入研究实际问题，同时也要积极宣传理想主义。”他进一步声明：“我乐此不疲地谈论布尔扎维主义，因为它无疑代表着世界文化史上的一次重大变革。”

继而，双方纷纷发表多篇文章，论战愈发激烈。彼时，陈独秀正身陷囹圄，未能参与到这场论争之中。

10月5日，陈独秀于胡适的居所召集《新青年》编辑部会议，旨在修补分歧。会前，胡适对沈尹默等同仁表示：“《新青年》应由我独自编撰。”他反对众人轮流担任编辑，意图独揽编辑大权，以实现对编辑思想的控制。鲁迅则回应道：“亦无需你独揽。《新青年》乃仲甫所创，理应归还仲甫，由仲甫独力主编。”经此讨论，会议最终决定，《新青年》自第七卷第一号起，仍由陈独秀独立担任主编。至1920年2月，陈独秀携此刊物抵达上海。

一是让北京的同仁轮流负责编辑；二是让其中一人独揽编辑大权；三是他自己从上海负责。然而，这些方案显然未能触及核心问题——思想上的分歧。因此，北京的成员们均未作出回应。实际上，胡适等人已经开始对撰写稿件表现出消极态度。

“近日来，我深感我国人的思想汇聚了世界各国虚无主义的精华——包括古代的道家哲学、印度的空性思想、欧洲的形而上学和无政府主义——形成了一个独树一帜的世界观。《新青年》今后的任务便是针对这种病态的思想根源进行深刻的批判。而这批判老子哲学和形而上学的重任，非兄莫属。”然而，胡适并未回应，依旧消极怠工，迫使陈独秀不得不正式接纳上海发起组成员进入编辑部。直至12月1日，《新青年》第八卷第四期面世，陈独秀遂向北京的同仁通报了最新的编辑部情况，告知沈雁冰、李达、李汉俊已加盟，而陈望道依旧担任主要的编辑工作。

“南方传闻适之兄与孟和兄与研究系关系密切，且流传一些不利的评论……我期望诸位能够对此事予以关注。”

一石投入激流，激起层层波澜。面对这两封信，北京方面终于不再保持沉默，迅速作出了一系列强烈回应。胡适在收到1日的信件后，即刻下令广为传阅，并指出《新青年》杂志已无法邮寄。而在收到第二封信后，他显得极不满意，遂以回信形式对研究系首领梁启超等近年来的思想见解进行答辩，同时对陈独秀竟轻信谣言表示出极大的惊讶。

随后，北京的同仁们召开会议。在1921年1月3日，胡适将与会者的意见汇总后，复信陈独秀，提出了三点解决《新青年》杂志“色彩过于鲜明”的策略：(一)让《新青年》继续发展成为一个具有特定色彩的刊物，同时另创一份专注于哲学与文学的杂志。(二)将杂志迁至北京，并发布声明，表示将不再涉及政治议题。(三)选择停办。

接信后，陈独秀情绪激动，即刻回信，对胡适提出的“迁回北京并宣言不涉政治”的建议表示强烈的不满；他视胡适提出的“另创办一本杂志”为针对其个人的反对，并明确表示，若胡适另立门户，“此事与《新青年》毫无关联”。

赞成移京编辑：慰慈、一涵、守常。

无论是豫才、启明还是玄同，各有各的精彩。

力主将活动迁至北京，若实难实现，则应果断停办。切不可将《新青年》拆分为两个刊物，以免破坏其精神上的团结，抚和与孟和亦应保持和谐。

新文化阵营已四分五裂。

胡适直言不讳，他所争执的并非编辑的地域或个人，而是办报的宗旨。他曾寄给陈望道一张明信片，言辞中透露：“我并非反对您编辑《新青年》，只是反对您将《新青年》用作宣传共产主义的工具。”陈望道亦毫不掩饰地向周氏兄弟表明立场：“我并非信仰实验主义之人，对那些招牌并无眷恋。然而，关于适之先生的态度，我敢断言，不可信赖”；“以《新青年》为阵地，不能依赖胡适。”

由此可见，双方的分歧已深至不可调和，分裂之局已无可逆转。陈独秀不得不正视这一残酷的现实，于2月15日致信胡适表示：“如今《新青年》已被禁刊，唯有迁往广东方可继续出版，迁往北京已无此可能。你们另起炉灶，创办新的报刊，我表示全力支持。……然而，我自身却无法分身协助撰写文章。同时，鉴于文章在北京出版，我亦不宜参与其中。”自此，《新青年》作为中共的机关刊物地位得以稳固确立。

陈独秀深怀情感，对往昔时光怀有不舍，同时亦倾向于理性，不懈地探寻真理，对未来抱有憧憬。这种矛盾的情感追求，使得他与胡适等人的友谊，蒙上了一层独特的色调。

在政治思想领域持续争论，而在个人生活及部分工作事务中，彼此间却保持着相互的关心与援助。

“我等待了两年零八个月，但中国的舆论界仍然让我深感失望。一众‘新派’人士整天谈论基尔特社会主义与马克思社会主义；热衷于探讨‘阶级战争’与‘赢余价值’；他们甚至取消社论、时评，以马克思、克鲁泡特金、爱罗先珂的观点作为逃避现实的借口！”“我现在的谈论政治，不过是践行我‘多研究问题，少谈主义’的理念……我的政治言论，只是我实验主义的实践。”

显而易见，他创办《努力》杂志的初衷，主要是为了针对马克思主义共产党。在中共“二大”确立了反帝反封建的革命纲领之后，他撰写了《国际的中国》一文，这是他首次对中共的政治纲领进行直接抨击。在文中，他全然否认了帝国主义对中国侵略的事实，并鼓吹“只需专注于###主义的一个单纯目标，无需在此阶段牵涉到国际帝国主义的问题”。

随后，1923年1月，蔡元培辞职事件引发了一场风波，陈独秀与胡适亦因此产生争执。蔡元培因反对反动政客彭允彝出任教育总长，不愿同流合污，遂辞去北大校长职务。北大师生随即发起了驱逐彭允彝、挽留蔡元培的运动。陈独秀对此评论道：“我正告蔡校长及广大国民：革命事业必须建立在广大民众的积极行动之上，若依赖少数人的消极拆台来推翻腐败政治，实在是滑稽、幼稚且过于理想化。”陈独秀的这种观点的确显得过于激进。然而，当胡适在文章中反驳时，却对陈独秀进行了人身攻击：“自袁世凯以来，政府惯用金钱收买政客，十年间猪仔充斥全国，‘志士’一词久已无人提及。新文化、学生运动、无政府主义、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等，皆可成为猪仔的敲门砖。今日谈论无政府主义，明日或许成为政客；今日谈论共产主义，明日或许成为教育次长（指陈独秀曾任广东教育委员会委员长——引者）。在这个猪仔充斥的世界里，民众无需提及，组织亦不可信。我们应当首先提倡蔡先生这种抗议精神，倡导‘不降志，不辱身’的气节，以及那种为了做人而有所不为的牺牲精神。”

“唯物（经济）史观最多只能解释部分问题”，并坚信知识、言论、教育能够“变革社会，阐释历史，左右人生观”。

“唯物史观并非忽视思想、文化、宗教、道德与教育等心灵现象的存在，它仅承认这些现象是建立在经济基础之上的建筑，而非经济基础本身。”这体现了一种“一元论”的观点，而非“多元论”。他进一步指出：“若适之先生坚持物质原因之外，尚需考虑心灵因素……如此明确倡导心物二元论，张君劢定会得意洋洋地向适之先生致敬！”胡适对此回应道：“仲甫的回信近乎强词夺理，结尾更是诬陷，令我深感失望。”

由此可见，陈胡之间的矛盾已从信仰和政治领域，渗透至世界观层面。而且，这场争论的激烈程度有时甚至超出了学者的风度，甚至演变为人身攻击。

“那位六年前在《克林德碑》一文中猛烈抨击义和团运动的作者（即陈独秀——引者），如今竟转而大力颂扬义和团了！”“这无疑是翻云覆雨，我们只能将其视作律师式的狡辩！”——实则，胡适所抨击和嘲讽的，正是陈独秀那种可贵的精神：知错能改，不断追求进步。

两位学者不仅在各自掌控的舆论平台上展开论战，而且私下相聚时亦常发生激烈争执。比如，在探讨中国近代衰败的根源时，胡适始终不认同帝国主义侵略的罪责，反而指责民众的愚昧和落后。1925年11月，胡适在上海治疗痔疮期间，暂居于亚东图书馆老板汪孟邹的家中。陈独秀得知此事后感到欣慰。据汪孟邹的侄子汪原放回忆：“总书记陈独秀有时会在深夜悄然而至，探望这位‘五四’运动的战友。然而，每次会面都以他们激烈的争论收场。一方主张社会主义优越，另一方则推崇资本主义；一方倡导马克思主义，另一方则青睐实用主义，双方互不相让。”一次争论中，陈独秀质问胡适：“适之，难道你不承认帝国主义的存在吗？”胡适情绪激动地站起身，用拐杖在地板上重重敲击，怒斥道：“仲甫，哪里有帝国主义！哪里有帝国主义！”随后，他强忍怒火，说道：“仲甫，我有事，你请坐吧！”说完便下楼离去。陈独秀气愤地坐了一段时间，也离开了。然而，不久之后，陈独秀便会再次来访，重新点燃争论的火花。

那年的十二月，两位人士因北京市民焚烧《晨报》馆的事件再次发生争执。《晨报》以梁启超的研究系为支撑，曾对学生在“五卅”运动中的激进行为提出批评。11月29日，鉴于北洋政府解散女子师范大学及拖欠教师薪资的问题，事件再度激化，数千民众齐聚天安门，举行示威活动，高呼要求段祺瑞辞职。其中一部分群众游行至宣武门，最终将《晨报》馆付之一炬。

陈独秀对此态度鲜明，直言“该烧”。胡适则提出，人们应当包容不同的意见与信仰，若有人不认可他人享有自由，那么他们便无资格去争取自由。他批评陈独秀，认为“主张一阶级专制的人已不信仰自由这个字了”，并担忧“这种不容的风气”一旦盛行，社会将沦为更加残酷与惨烈的境地。在帝国主义侵略和八国联军的暴行面前，胡适未曾指责其“残忍”与“惨酷”，对于李大钊、陈独秀等宣传马克思主义的行为，他也未曾表现出宽容。然而，面对群众的革命运动，他却严厉指责，大声疾呼。由此可见，胡适的立场是异常坚定的。

种种迹象无不表明，陈独秀与胡适之间的矛盾冲突，其性质之尖锐与影响之广泛深远，令人深思。令人称奇的是，尽管他们在政治思想领域分歧巨大，但他们的友谊却始终未曾断裂。1921年10月及1922年9月，陈独秀两次在沪上法租界被捕，胡适便不遗余力地四处奔走，积极营救，主动联络蔡元培和外交部长顾维钧，与法方进行交涉。1932年10月，陈独秀遭国民党当局逮捕，尽管胡适站在国民党一边，仍毫不犹豫地加入营救行动，为陈聘请辩护律师。陈独秀入狱后，胡适时常探望，送去生活所需之物和书籍，关心他的起居，且为出版陈的文字学著作不遗余力。1937年8月，抗战爆发之际，胡适亦出力促成了陈独秀的提前释放。

陈独秀的情形亦然，与陈望道不愿依赖胡适推动《新青年》的态度截然不同，陈独秀依旧向胡适约稿。即便在1924年团中央机关报《中国青年》发行“反对泰戈尔专号”之际，他仍邀请胡适撰写短文，胡适通常予以应允。在《努力》杂志创刊之前，胡适更是不断将文艺稿件投稿至《新青年》。除此之外，陈独秀还请求胡适协助张申府寻觅工作机会，并为蔡和森、瞿秋白向商务印书馆推荐出版书籍。1932年入狱后，他又恳请胡适提供狱中研究所需的书籍与文具；甚至要求胡适协助其翻译出版《资本论》，帮助出版其《中国文字拼音草案》，并深信汉字“实为教育普及的巨大障碍”，“新制拼音文字”乃当务之急。他热切期望胡适能重现当年倡导白话文的胆识，高声疾呼。此外，他还劝勉胡适专心著作，远离政途，其情恳切，深情款款。

“仲甫先生颇有政治偏见，他研究太平天国恐怕不甚得要领，还是让尔纲来担此重任吧！”

如此，他们之间那一份非同寻常的友情，始终延续至1942年，陈独秀先生不幸离世。

实际上，这种独特的关系源于20至40年代的中国历史时期，它是社会主义者与资产阶级自由主义者在对世界认知与改造问题上的世界观和方法论既有共通之处，又有差异的体现。在对待北洋政府及国民党反动统治的态度上，双方均怀有不满并抱有理想，这是他们共同之处。然而，陈独秀主张通过社会革命来实现变革，而胡适则倾向于通过批判性的改良来推进社会进步。在民族救亡的议题上，两位都是坚定的爱国者，但陈独秀先是从克服国民的落后性着手，后来则转向反抗帝国主义的侵略，而胡适则始终停留在对国民落后性的指责上。“七七”事变爆发后，面对国家陷于危亡的紧急关头，爱国主义再次将他们紧密地联系在一起。

刘英同志，张闻天的夫人，在晚年被誉为“活党史”，她亦是我的一位忘年交。

在告别了我长达半个世纪的国际问题研究领域，转而投身于中共党史的研究之际，与她进行交流、搜集并核实相关资料，自然成为了一种必然之举。

我与她的交流频繁，往往围绕着中共党史中的种种议题展开。

鉴于我与刘英于1950年年底一同踏入外交部的大门，并在部内共事将近十年，外交部的人员与事务便成为了我们频繁讨论的焦点。

以下即为本部分的详细阐述。其中，方括弧内所标注内容为我所添加的补充或解释。

陈琮英、蔡畅、夏明、刘英。

毛主席言，外交宜少言。

1950年，我们被调至联合国代表团任职，随即抵达了北京。总理的安排细致入微，他提到洛甫的住所尚未完工，便建议我们先暂居于颐年堂附近。

中办主任杨尚昆便将我们安置于彼处。由于距离较近，毛主席时常散步至该地，频繁光临。我们亦不时前往探望他。

一次，毛主席莅临我们的住所，恰逢闻天正与胡乔木闲谈。我便派人将闻天召回。

毛主席：无事，来看看大家。

闻天言，未涉外交。

毛主席曾言，王稼祥向他透露，苏联人有一句谚语：“沉默是金，少言是银”，除此之外，便不得而知了。至于外交之道，我实感无知，还需您自行领悟。只要多加请示与汇报，便足矣。

居住在中南海约莫两三个月后，杨尚昆便提议带我们挑选住所，共有两处可选。一处是梅兰芳曾居住的四合院，位于无量大人胡同五号，院落层层递进，却显得颇为不便。另一处位于景山后街，仅有一座小巧的楼阁。在我眼中，景山后街的住所更得我心。

即将启程前往联合国，此次代表团成员均由外交部及中组部精心挑选。李一氓先生被任命为副团长，刘贯一先生担任秘书长，李克农先生则受命担任顾问。

冀朝鼎担任经社理事会的负责人，他是首席代表，而我则是他的副手。他拥有经济学博士学位，对联合国的经济事务了如指掌。他的爱人名为罗静宜，我与她关系亲近，往来频繁。她同样是一位经济问题专家，遗憾的是，她不久前不幸离世。

冀朝鼎在美国逗留期间颇久，其英语演讲技艺精湛，流利自如。他曾任职于雷任民创办的国际贸易促进会，担任会长一职。然而，他与雷任民的合作关系逐渐变得不和谐。雷任民对其并不十分倚重，对于归国之人，他显得难以把握。

闻天深知外交工作需紧密关联国内实际，遂率领一众人员赴上海实地考察，以期深入了解当地情形。彼时潘汉年担任副市长一职，颇能提供大力协助。饶漱石亦态度谦恭，颇为客气。

闻天倡导大家涉猎国际领域的知识，深入了解联合国各组织的运作情况。他对联合国的研究颇有深度。

秘密访问苏联。

在苏联大使馆任职期间，张闻天的不当行为引起了王稼祥的不悦，同时也让毛主席产生了疑虑。

王稼祥在履新第一任驻苏联大使之职不久，便力荐闻天接替其位。随后，他又将这一建议向毛泽东进行了汇报。周恩来亦赞同闻天担任大使一职。

抵达大使馆后，我们立刻目睹了王稼祥过往的工作状况。他曾提出“孤岛论”，言及使馆犹如远离祖国的孤立岛屿，日常工作虽无甚大碍，无非是迎来送往，甚至只需四个人围坐一桌打麻将便足矣。然而，实际上他内心并不安心于工作，总觉得在使馆之地，难以有所建树。

闻天上任伊始，便对那所谓的“孤岛论”给予了深刻批判。他的批评既深入又透彻，旨在进行思想引导，以安定人心，让大家在国外的工作环境中感到安心。

王稼祥麾下的一名参赞，将闻天关于“孤岛论”的言论转达给了王稼祥。王稼祥误以为这是对他个人的批评，顿时怒火中烧，遂急忙前往毛主席处，诋毁闻天，指责其思想过于偏激。

杨尚昆在与刘英的交谈中提及：“……嗣后，当洛甫被任命为驻莫斯科大使之际，我猜想毛主席心中或许也存有几分疑虑。”

当时，我国派往国外的两位大使分别是张闻天与王稼祥。在王稼祥担任大使期间，与张闻天同期对比，苏联政治局对张闻天的关注度和待遇明显更高。记得你们回国时，苏共政治局委员还曾设宴款待，并赠送了礼物吧？

刘英称莫洛托夫为杰出外交家。

杨尚昆续言道：“洛甫同志确实已经如实汇报，并未对此事有所保留。这便引出了你张闻天，同样是苏联培养的，而王稼祥亦然，为何对你比对王稼祥更为青睐？此外，高岗事件也牵涉到了张闻天，你可能还不太清楚这一点。”

刘英表示，当时确实已经进行了反思，毕竟那时她曾去探望过他。

杨尚昆曾言：“你注意到这里有一个我们尚未了解的毛主席内心想法的问题。实际上，张闻天去探望高岗，这之间有何关联呢？”

刘英感慨道：“没错，他与高岗曾在东北并肩共事，回国后当然会去看望他。那时，我还未曾察觉高岗已陷入困境。”

杨尚昆曾言：“传闻高岗当时对少奇同志及总理持有异议，或许这也反映了毛主席的立场。毕竟，毛主席在后来察觉形势有变，遂对高岗产生了反对态度。”

他固然对少奇同志深感敬佩，认为其是党内极为罕见的人才，然而同时也察觉到某些事务似乎并未经过他的亲自处理。

自庐山会议落幕以来，我时不时也会前往贵地一游，然每至一处，必先向他（毛主席）汇报，以防日后有人对我不实之词。

主席询问洛甫近况，我回应道他的情绪尚可，目前正专注于研究工作。

自那之后，洛甫的境遇急转直下，这一切的背后，实则与高岗、彭德怀等案件紧密相连。毛主席深信张闻天在背后扮演了一定的角色。至少在我看来，他对这一点深信不疑。

闻天抵达使馆后便意识到需强化政治思想教育。作为支部书记，我负责向留学生介绍国内形势。在莫斯科，闻天不仅推动学习和调研，还以身作则，凝聚了大家的共识。难道他不是既要求大家做报告，自己也积极参与聆听的吗？

刘晓就任大使一职后，便对闻天先生担任大使期间的那段使馆生活怀有深深的眷恋。当闻天先生归国担任副部长职务后，伍修权接替了他的位置。[外交部副部长]通报称赞苏联大使馆表现佳。

在初次使节会议中，议题并未触及重大议题，主要聚焦于薪资削减问题。两位将军级的大使坚决反对减薪，坚称他们过往的身份为兵团级干部。此情此景，伍修权陷入了两难的境地。

苏联大使馆率先垂范，实施降薪措施，九级及以上的干部均下调一级职级。张闻天同样受到这一调整，而我则从七级降至八级。因此，伍修权对驻苏使馆的这一举措给予了表扬。

闻天每月得4000卢布。[2000元人民币]，我3000卢布。

我素来不轻易购置任何物品。即便我下定决心要购买，闻天也会坚决阻止。他个人花钱主要用于购买书籍，每周都会与你一同逛书店，而余下的资金则用来购买公债。

他共捐赠了12万元予特别会计室。特别会计室隶属于中央办公厅，是负责接收老同志的稿酬以及为其报销特定费用的专门机构。

周总理敬重张闻天

“在‘八大’会议期间，闻天同志的党内外职务进行了调整，他从政治局委员的行列中被提名担任候补委员。在作出这一决定前，相关领导已与闻天同志进行了充分沟通。原因在于，考虑到需要吸纳更多军队代表进入政治局，如林彪、刘伯承等，因此必须从现有的政治局委员中调整两人，这两人分别是张闻天和康生。”

闻天说没有意见。

康生谦虚地表示，最好连候补委员都不要。

闻天坦言，康生尽管表现出谦逊，但他本人却并无此意。组织既已作出决定，便无需再纠结于如何达成。谦虚又何益之有？决策已然敲定，政治局会议亦已召开，任何推诿或要求都无济于事。既然如此，担任候补角色便随它去，他并不在意，也不作过多计较。

总理未兼任外交部长一职。他并未提议由张闻天接任外交部长，这是因为总理深知毛主席对闻天的偏好有所保留。相反，他推荐了陈毅，尽管陈毅此前并未从事过外交工作。

然而，总理对闻天怀有深深的敬意。他既敬畏又心存顾忌。闻天曾与他并肩从事领导工作，总理深知闻天在著述、哲学以及马列主义领域的造诣远超他人。因此，他对闻天的态度，与对待李克农等副部长截然不同。

总理与毛主席共有着相似的作息，亦于夜晚投身于办公。闻天坦言：“我需熬夜，明日恐难早起，届时无法正常上班，我自是守时之人。”

闻天是个极其守时的人，他总是准时起床，从不迟到。那天早晨，我尚未起身，他便急促地催促我：“快了快了，我们该出发了。”

他工作从不迟到，总是严格遵守规定的上班时间。在担任外交部职务期间，他每天早上8点准时到岗。相比之下，乔冠华、龚澎、章汉夫等人却时常迟到。

下午两点将举行会议，他于一点半便开始催促我迅速起身。准时于两点，会议便正式拉开帷幕。他言道，若自身设定的规则未能履行，那他人又怎能遵守呢？

总理夜间勤政，他并不认同。他质疑道，难道非得熬夜才能体现效率吗？为何不利用白天的时间来处理事务，而非要在夜晚加班？周总理需适应毛主席[刘少奇也是如此]白天休息，夜晚便成了熬夜时分；而夜晚若能安眠，岂不是能白天投身工作？大多数部门都在白天忙碌，白天是请示汇报的黄金时段，事务处理效率高。若选择夜间工作，却发现许多部门早已闭门谢客，此时独守空室，想要沟通，还需将他人从梦中唤醒。

随后，总理亦对洛甫的习性了如指掌，每当深夜有事先例需处理，便会先行通知章汉夫，翌日再转达给洛甫。

“我目前不举办晚会，乃是因为部分人（特指闻天）难以熬夜。”总理此举流露出对闻天的体贴与迁就之意。

总理对我始终宽容有加。他对我信任有加，1954年11月，周总理亲自致电我国驻外使馆，指出外交部需加强干部队伍建设，便率先决定召回刘英。我抵达北京后便迅速投入工作，担任了部长助理，享受副部级的待遇。此外，他还为我配备了专车，但我并未接受。

干部工作、政治工作过去都是李克农搞。李克农的工作作风是大刀阔斧。

我重返岗位之际，李克农已从外交部离职，我仍前往他的住所就工作事宜进行请示。我向他询问，担任部长助理的职务后，是否可以不再兼任干部司长的职责。

他言道：“唯有兼而治之，方能拥有直接的管理权；外交部亟待整顿，那些不良风气必须得到整治，否则，干部的调动将无从谈起。有人甚至评价龚澎‘娇气十足’！至于乔冠华、龚澎等人，无人敢轻易触及，唯有周总理的言语才有分量。他对我的工作给予了全力支持。”

外交部副部长分工不足。中组部主管外交外贸干部帅大姐[帅孟奇]数次提及，本应提及我，却唯独遗漏了当年在莫斯科同窗的刘英。

闻天拟提名乔冠华、曾涌泉及我等三位人选。安子文已批准，帅大姐亦告知，此事可向上级机关报送。

干部司随即撰写了报告，然则该报告被闻天暂缓审批。他需先行向总理请示。总理的批示久拖未决。问张彦[总理办公室主任]张彦称总理尚未批复。

随后，总理向闻天表示，此案不予批准，原因在于张闻天担任着常务副部长一职，若刘英亦为副部长，对外恐怕难以作出合理的解释。

刘英未能担任副部长之职，闻天并未表示异议。随后，他推荐了曾涌泉接任此职。

一是担任不对外公开的副部长，二是设立党委常委一职，由刘英出任常委。

天闻将这封信呈到我面前。我回应道，我并无他求。闻天转告陈毅我的意见。

在庐山会议结束之后，陈毅访问闻天时，发现我正坐在内室，不愿外出，便好奇地询问：“刘英，你为何不出来？”

我步出人群，沉默不语。他温和地对我说：“大姐，我对你还是印象颇佳。只是，你似乎有些态度上的问题。在会上，不妨听听大家的意见，也请分享一下你的想法和疑问。”

他对我的印象好，就是我看什么都好。

给总理提意见

在提及柯华的某篇文章时，我未直接点明，却含沙射影地指责闻天同志对总理有所不敬。

此事纯属子虚乌有。不过，闻天确实曾提及过总理的一些事宜。当时总理并未兼任部长职务，陈老总接任部长后，便来到我家寻求闻天的看法，询问他对之前工作的看法如何。

彼时，二人谈兴正浓，喜气洋洋。闻天表示：“你若执掌部长之职，自是好事，我甚是欣慰；总理事务繁多，管辖范围甚广，忙碌之际，往往分身乏术，因此你上任，恰逢其时；至于工作事宜，自当众人齐心协力，共同推进。”

陈老总询问闻天，对总理过往的工作有何看法，亦请不吝赐教。

闻天提出意见。

昔日，总理过于注重细节，对小事情抓得过于严厉，却疏于对重大事务的关注。在处理外交领域的关键问题时，人们纷纷寻求他的批示，需排队等候。晨曦初现，分工明确的秘书们，无论是负责外贸还是文化事务的，均需依次排队，等待总理审阅文件。

负责我们这部分的，是陈浩。我们催促陈浩，她却无奈地回应，表示无能为力，因为排不上号。

总理深夜未眠，我们恰逢享用午餐，方才苏醒。众人戏言，他自马桶之侧便着手公务，于是我们纷纷涌向洗手间，排起了长队。

[我说这不是玩笑，是真的。闻天同志也来过一次。那次要批的是我管的事情，所以我跟着。闻天同志不排队，叫我到厕所里去排队。]

有一次我看见廖承志他们在排队，他问我为什么不排。我说我是来开党组会的，党组会都要找总理一起开。

还看见周扬、雷任民、范长江他们，一排一排地坐着。我说：你们坐在这里干什么？他们说：排队嘛！

雷任民在背后就跟我发牢骚说：我忙得要死，一个钟头还没轮到我，他不批我又不能走，我们得等他起床，吃饭。

那次到了要开会的时候，总理和他们说，不谈了不谈了，我们要开会了。把他们都赶走了，我们就在西花厅开党组会。这次会开得很及时，总理很重视。

有些问题他管得宽，干部问题也要管，政策问题也要管。他管政策问题，但不能最后做决定。

外交工作，总理直接向毛主席请示，他是完全顺着毛主席的。总理把毛主席的话都当成圣旨，总是改变自己的主张。但是毛主席又没有研究。所以外交工作很被动。

反“反冒进”后，总理在什么会上都做检讨，闻天说你不要老是检讨。但他还是检讨。

关于释放被俘美国人的问题，同英国建交的问题，这样的问题，在部里是有分工的。主管的乔冠华他们都是很有才干的。闻天非常赞成他们的意见，同意放美国俘虏，和英国建交。

在会上，总理也是同意的。但他什么都要听毛主席的。跟毛主席一汇报，毛主席说：俘虏不能放，一个也不能放，放了，我手里就无牌可打了。

结果总理从毛主席那里赶回来，马上又召集会。闻天最讨厌半夜三更开会。这天，半夜1点钟来电话了：开会。那只好去呀。

总理说：主席不同意，政策要改变。结果弄得乔冠华、张闻天灰溜溜的。

对这些，闻天是有意见的。他认为我们是在认真研究材料的基础上提出的意见，怎么毛主席一句话就改掉了？他觉得这样不合适。要根据实际情况制定政策，不能完全由一个人说了算。

他后来跟陈毅讲了这个意见，把这个例子也告诉了陈毅。陈毅很同情。陈毅这个人很开朗的，说：周总理这个人我了解，他什么都要抓，一个人哪里管得了那么多。

有一次我去西花厅开会，跟邓大姐聊了一聊。她和我是老关系。她叫我小杰，我本来叫郑杰嘛。

她和我说：你跟胡子[指周恩来，那时他在中央苏区和长征中不刮胡子，他的胡子又长得很长很密，所以大家叫他胡子]讲一讲，叫他不要管得那么宽；管那么宽干吗呀？叫他少管一点，各部的力量都很强嘛，为什么不要各个部去管呢？他的身体实在是不行了，晚上不睡觉，这样的话就要垮了；你跟他讲一讲；我跟他讲过好多次，他都不听。

我就去找总理，说：我有意见跟你提。

他说，你提呀。

我说：是邓大姐要我讲的，你管得太宽了，使你的健康受影响；你少管一点，各个部门就负责了。

总理非常谦虚，说：健康有什么关系？人就是为了工作嘛！工作不管，行吗？昨天我没有管到，那个杨刚[总理的新闻秘书]就出事了。报纸看了吗？你看这条新闻就错了。他讲得有根有据的：不管行吗？

我说：总理呀，这条新闻出了错，但你管得那么宽，也不一定都不出错。你叫她以后注意嘛，这也是锻炼人呐，你管得那么宽，事情也不一定都办得对。

总理说：那不行，不管不行。

闻天对总理做法有异议，遂与陈毅交流。

我对他说：

无需你多加理会，此事宜由他人处理，对你而言并无益处。我对周恩来有着深刻的了解。几十年来，我对他的认识日渐深入。

当向忠发担任总书记期间，实质上肩负重任的是他本人。然而，向忠发却似乎沉溺于娱乐之中，忽略了职责所在。

原本湖南事务的处理由李维汉与李立三承担，然而周恩来亦介入其中。他素来习惯于一手包办。

即便身处白色恐怖的严酷环境，他仍一丝不苟地执行着职责：他悉心监管着哪些机关即将遭受破坏，哪些电台需要迁移至何地。当夏之栩被捕，其他人需要转移时，也都是他亲自亲自率队指挥。

他统筹兼顾，既处理大事，又兼顾各省事务。因此，众人对他均怀有深厚的敬意，他的责任感无可挑剔。他并非独自逃避责任，而是主动承担起守护那些身处险境之人的重任，成功保护了众多生命。公允而言，他实乃一位相当出色的个体。

因此，周总理的管理细致入微，既是一大优点，亦是一大弊端。他勤勉尽责，却导致有些人疏于职守。以姬鹏飞为例，能推诿则推诿，无所事事，总是以“去问总理”为借口。如此一来，总理不得不承受极大的工作压力。

闻天乃一介书生，对此颇感不悦。他认为，事务应分属各司负责，诸如礼宾司等机构自有其管辖范围，自当各司其职。

在漫漫长征途中，刘伯承以及其他众多同志与总理的步调并不一致，对周恩来的一些做法抱有异议。彼时，刘伯承与闻天能够心有灵犀，他们曾共同探讨，言道：

周恩来过于细致入微，连我这个参谋长负责的事务他也一一过问。瞧他那笔记本，连搬运行李需要多少头驴驹子都详细记录，连琐碎的小事也不放过。他如此辛劳，以至于在写字时都忍不住打盹，字迹变得模糊不清，让人难以辨认。然而，他仍需亲自撰写电报，这实在是不妥。

众多人对他的这种行事风格提出了异议，绝非个别情形。

李克农与闻天相处融洽，深知总理的责任心，然而有时却显得过于细致。闻天指出，总理过于事务化，连西瓜和芝麻都一并抓取，实则应当是专注于关键事务，而非过分纠缠于细节。毕竟，各个部门都有专人负责。李克农等人的能力自是毋庸置疑。若事事插手，恐会干扰他人正常的工作秩序。

陈毅的到来让闻天喜出望外，他兴奋地说：“你来得正好，我们能够携手合作了。”

陈毅态度积极，便提议道：“那么，我们便召开一次会议，向周总理反映我们的意见吧。”

务虚会由此而来。

陈毅本是一片好心。在提出意见的过程中，张闻天自然是率先垂范，众人亦纷纷建言献策。意见提出后，陈毅便将记录呈递给了总理过目。

总理：这么多人对我有意见？

已审阅诸位所提出的意见记录，实属可喜。鼓励大家畅所欲言，提出宝贵意见。我注意到尚有几人未发表意见，包括耿飚、黄镇以及刘英，望三位也积极贡献您的见解。

最终，他们两人均选择了沉默，声称刚刚自海外归来，尚未形成任何观点。他们的沉默既是出于不敢发表意见，亦是觉得不便轻易言说。

总理指出：“刘英同志辛勤工作，时长颇长，实属应当予以提升。”

我说：

是的，我与总理共事的时光颇为长久，自1928年起便与其相识。我对总理的工作精神深感敬佩，他任劳任怨，即便在极其艰苦的环境下，也总是挺身而出，承担起所有的工作重任。

如今工作愈发繁忙，以至于健康受到了影响，因此在这轮讨论中，我并未提出任何意见。

当前，总理的管辖范围有所扩大、关注点更为广泛，对此，部分人持有不同看法。这主要是因为确实存在一些工作表现不佳的情况。总理或许可以对此意见给予一定的考虑。

我对总理并无任何异议。干部事宜均需与总理商讨，最终则由党组会议进行讨论决策。总理十分重视听取各方意见，我对此并无任何保留。

此次提出建议，本意系助总理一臂之力，却未曾想效果不彰，反令总理心生不悦。在提出意见之前，总理与闻天关系融洽，此后二人之间便产生了一丝微妙的隔阂。

闻天曾对过度奢华的餐饮表示反对，他主张宴请应保持简朴，此举与周总理的立场存在分歧。

周总理深觉我国乃大国之邦，理应享受美食佳肴，诸如鱼翅海参等珍馐美馔自不可少。每逢宴会，茅台酒亦不可或缺，以此彰显我国之豪迈气度。

在这议题上，闻天与周总理的意见显得并不协调。总理偏好铺张排场，这一点与他过往的官僚背景紧密相连。昔日，他竟要求我率先身着绸缎。

闻天曾言：“饮食无需过于讲究奢华，外交之道，关键在于政策，而非饮食之优劣。即便享用佳肴，若是对立立场，仍将坚持反对。至于酒水，大可不必非得茅台，毕竟其价格昂贵。”

闻天既节省又过于节约。

你说：这钱不花在你身上。

闻天言道：“未必非得非茅台不可。菜肴繁多，享用那些海鲜，您觉得其颇为高贵，殊不知，他们却对河豚心生忌惮。外国人对于熊掌等食材，更是感到畏惧。”

此类琐事，闻天已不再过问，转交给了姬鹏飞负责。然而，姬鹏飞亦未予理会，遂由礼宾司代为处理。

那时在东南亚，非北京。萧扬张闻天秘于京城，吾等曾寄信相告，总理已然言明：若无茅台，自当由我承担开销。于党组会议之上，我对总理提出了一些建议，总理对此略作自省，亦阐述了几点缘由。

闻天对于外援问题亦有所微词。他指出，一旦高层有所变动，对国家援助的成效便大打折扣，实际所得颇为有限。在外交部任职期间，闻天虽有所建树，但毛主席并未采纳他的诸多建议。

外交部反右派

在反右派运动期间，闻天并未身处部内，而是远赴东南亚地区。

右派运动的形成，主要是由姬鹏飞、章汉夫等人主导，而在此过程中，周恩来总理并未直接参与其中。

闻天自印尼返国后，目睹了众多右派分子的涌现，便表示应适当减少此类活动，不宜过多。

龚子荣说，外交部右派处理得太少。

事后，机关党委将我们召集以进行汇报，他们指出我们确定的右派人数并未达到规定的比例，而按照规定，该比例应为5%。

在部里开展反右运动期间，对于将右派分子下放到劳动岗位的措施，均是在总理的批准与支持下实施的。

闻天之意，那些外语水平较高的知识分子不应被派往基层劳动，而是应让他们从事翻译工作，以此视为劳动的体现。如此一来，不仅能够保持他们的外语能力，还能借此锻炼他们的能力。切勿让他们从事那种繁重的劳动，因为那些劳动对他们的身体而言过于沉重；同时，这样的劳动还会导致他们外语能力的丧失。

闻天重才。

庐山会后受批判

在1959年庐山会议召开前夕，闻天专程探望了正在医院休养的陈毅。

陈毅曾言：“两位政治局委员，一位参会，另一位留守。鉴于我身体状况欠佳，便留在家中，而你则需前往会议现场。”

闻天前往庐山参加会议，原本计划就国际事务发表见解，却最终聚焦于大跃进议题。

我在北戴河，张茜对我说。请放心，有一则信息需要告知你。昨日，闻天致电陈毅，坦陈自己犯了错误，过分强调了不足之处。陈毅回应道，过分强调缺点又何妨？无需担忧。

我对闻天所犯的错误感到震惊。我质疑道，在庐山会议上，既然其他人都没有发言，他为何要主动开口？我对他的行为表示不满。显然，毛主席对彭德怀心怀不满，急于找个机会发泄。彭德怀已经发言，他为何还要继续说？甚至连胡乔木都来电提醒，他为何还要继续发言？

他不讲行吗？国家要垮。

国家要垮，你能独力支撑吗？

庐山会议落幕之后，陈毅亲自莅临家中，与闻天进行了一番深入的交谈。在谈及大跃进的话题时，陈毅表达了自己独到的见解，他坚信其中诸多现象实为虚假。他原本以为闻天的问题出在涉外事务上，却未曾料想，问题的根源竟然是国内政治。

面对时闻天入院手术的消息，陈毅特地前往医院探望，慰问道：

近日传来一则消息，主席邀请了彭德怀元帅共进晚餐，我亦有幸一同出席。席间，彭老总阐述了三点主张：一为拒绝轻生之举，二为主动要求投身劳动，三则内容未详；主席对彭老总表示，或许您的观点是正确的。

陈毅严肃地对我说：“刘英，这个事你不能对外泄露。我本人是政治局委员，闻天亦是，我们之间的谈话内容，你务必保密。”

闻天入院治疗，我作为外交部的一员，首当其冲，成为了批判的焦点。韩念龙将萧扬请至家中，将钥匙递给他，同时明令禁止他再踏足此处。那一时刻，我的心中涌起了深深的凉意。

在天平事件得以昭雪之后，韩念龙在病榻之上与我相遇，他对1959年所表现出的态度亦深感愧疚。

当时，外交部党的工作主要由罗贵波负责，而陈毅并未过多涉足其中。

罗贵波与姬鹏飞对我进行了严厉的批评，指责我的态度欠佳，并声称我与闻天未能明确划分界限。他们甚至试图将我冠以“右倾机会主义分子”的标签，并要求撤销我在党内外所担任的一切职务。

在我遭受指责之际，主要涉及的是人事安排问题，批评我曾在多个部门安插了何方等亲信，声称外交部内部存在某种宗派现象。起初，斗争尚能保持一定程度的公正性，姬鹏飞便明确表示，他不同意将我们所进行的活动称为宗派行为。

龚澎亦言，即便身为政治局委员，若欲结成宗派，亦非仅限于与其麾下数位干部之间。

不知不觉间，状况急转直下，最终竟有人断言我们在外交部内部形成了派系。

闻天心中始终笼罩着不安的阴霾，他曾向陈毅坦陈，表达了自己犯下的错误，并坚称不该将无辜者牵涉其中。

出院后的闻天，陈毅再次登门探望。他告诉闻天，有不少人对你提出了指控，你的秘书们也已经提供了相关材料，你不妨过目一下。同时，他还建议你前往外交部发表一番言论。

闻天表示，他目不斜视，外交部内并无值得议论之事。他直言，自己正是在庐山犯了错误。

陈毅言：好，你安心养病。

我外交部受批判后，我致电杨尚昆。杨尚昆曾言，有谁不了解你呢？少奇同志也曾评价刘英同志并无大碍。此事并非牵连众多，闻天同志的问题仅属于个人。

他嘱托我代笔一封书信，信中提及他可以将信件夹入文件中转呈给毛主席。

我向毛主席写信，表达了我自长征以来始终坚定的拥护之情。是毛主席的指令让我离开了苏区，踏上了长征的征程。我对毛主席的忠诚从未有过丝毫动摇，一直以来都是衷心敬爱的。我的政治生涯与闻天先生迥异，我始终遵循党的指示，服从组织的领导，未曾有过任何独立的见解。毕竟，丈夫若有失误，妻子也不应因此受到牵连。我与闻天先生不同，对经济一窍不通，过去也未曾犯过任何错误。

信件附有补充说明，旨在对所谓对我指控诬蔑攻击毛主席的举报材料作出详尽的解释。

那是[19]那一年春日，妇代会召开之际，毛主席亲临香山接待妇女代表。不久，我也得以前往拜访。毛主席见到我，脸上洋溢着喜悦的笑容。

问：毛主席身体如何？

江青表示，他近况不佳，自重庆归来后，每当遇见陌生人，便不由自主地手心颤抖。

我在这里谈话，可以吗？

毛主席言：岂非外人！

江青：他还想跟你随意聊聊。

江青对我格外照顾，特意端出油果子、黑枣等美食，供我享用。

毛主席曾言：“她心中有所不悦，责怪我说我那棵大树挡住了她的阳光。”

我对江青言道：“这份照料毛主席的重任，无人能替代。你的职责分量之重，堪称无与伦比。”

毛主席言道：“瞧，刘英都强调了，你手中的这份工作尤为关键！”

这次交谈的情景我铭记于心。在使馆进行讨论，提及毛主席有意退居幕后专注理论研究时，我在支部会议上发表了自己的看法：此举实为明智，我完全赞同主席退居二线。他不见外宾，亦是好事。我以毛主席昔日会见生人时手抖的往事为例，并提及如今他已经不再出现这样的状况。

在1959年，苏联大使馆的一名同志揭露了我所提及的这些情况。

他不揭发过不了关。仅仅是提及此事，他人便立刻将其上纲上线，指责我反对毛主席。于是，我特地要求毛主席回忆核实此事，以便为我提供证明。

毛主席始终坚持实事求是的原则，若他一言不发，我恐怕难以自保。我的信件已获得毛主席的批示，大意是指出刘英的情况应与张闻天有所区分，她所面临的问题与张闻天的情况并不相同，这便是我所持的观点。

陈毅同志批准后，按照主席的批示精神，我受命前往外交部党委执行相关工作。

周总理同意主席批示及陈毅建议。

少奇、小平已阅。

毛主席的批示已分别发送至外交部与中组部。尽管外交部并未向我透露毛主席有批示一事，然而杨尚昆、安子文、乔明甫以及帅大姐均告知我，毛主席已作出批示，请我安心。

陈毅曾向杨尚昆透露，毛泽东主席已有指示，他本人不便直接与刘英沟通，因此建议杨尚昆与她进行交流。

[指刘英]没上庐山，有问题？

我遂向姬鹏飞求证，他却表示并不知情。这显然是违反了组织纪律的规定。

“谁说的？那绝不可能！”

得知毛主席的旨意后，我便不再过问外交部的事宜，任由他们自行处理。而毛主席批阅的意见，竟压了二十载我才得以目睹。

在“十四大”期间，罗贵波与我同席共餐，他提及有意前来拜访。然而，初次造访时，恰逢众多干部子弟齐聚一堂，罗贵波便决定择日再访。

他有话要说。

返程之际，他向我倾诉自己遭受的不白之冤。他因“五一六”事件被捕，声称自己并未批准火烧英国代办处。他恳请我协助他向组织部施以援手，以寻求平反昭雪。

我言道，实则我亦未曾获得平反，不过是因张闻天之事得以昭雪，我方得以洗清冤屈。

罗贵波再求李涵珍。[罗的夫人]来说。

对于外交部在文革期间的情况，我并不熟悉。在那次被带到外交部参与批斗的场合，他们高呼“打倒陈姬乔”。我感到困惑，因为尽管我从事干部工作多年，却从未听说过这个名字。

不清楚罗贵波文革经历。[她实不知“五一六”事件的来龙去脉，亦对外交部所谓的“打倒罗（贵波）、徐（以新）、董（越千）”之举感到困惑不解]劝他：不是已经平反了吗？

运动落幕之际，并未将我定性为右倾机会主义者，而是给予了我严重的右倾罪名。到了1962年，处分级别又被降为严重警告。这番变故发生之时，恰逢八届十中全会之后张闻天再次遭受审查，而我并未被告知这一处分变动。直至此次平反之际，才得以了解到甄别过程中对处分所作的修改，以及当时并未与我本人商量的情况。

在涉外会议上对张闻天提出质疑，焦点集中在两个核心问题上：其一，自苏联归来后他为何如此积极？是否涉嫌勾结外国势力？其二，他与彭德怀有何联系？是否曾参与秘密集会，公然反对毛主席？

查闻天的“通敌卖国”之嫌，使得他与郭肇唐之间的关联问题变得尤为棘手。

闻天感叹道：“康生此人实属非凡！他引荐的郭肇唐，竟然也扯上了与我之间的关联。”

郭肇唐[又名郭绍棠]原本在红色教授学院授课，却不幸遭受打压，历经诸多磨难。1957年，他受邀来华访问，受到了孔原的热情接待。孔原特意邀请了我们几位来自莫斯科中大的学生一同作陪。

郭肇唐与孔原均言，他们虽与刘英素未谋面，却对她的伴侣张闻天颇为熟悉。孔原叮嘱我转告闻天，务必对郭肇唐给予热情款待。我遵嘱将此意传达给了闻天。

郭肇唐再次探访康生，亦表达了渴望一晤张闻天的愿望。于是，正是康生促成张闻天与郭肇唐的会面。张闻天在与郭肇唐的相见中，赠予了他若干公开的资料。

在批判闻天之际，李井泉与柯庆施亦被指偏激。闻天曾言，其他错误尚可承认，唯独“里通外国”这一指控，无论斗争方式如何，他都无法认同。

他们要求我进行举报，我却回答道，实在没有什么可以举报的。彭德怀性情直率，向来不涉足阴谋诡计，暗中策划。提及闻天涉嫌“里通外国”，这对他而言是最难以接受的指控。

张闻天从外交部转至经济所。

自1959年遭遇不幸之后，闻天首先寻求邓小平同志的指导，邓小平同志表示可以探讨国际事务；随后他又咨询了刘少奇同志，刘少奇同志则建议暂时搁置国际问题，转而专注于经济领域的研究。

闻天依旧热衷于探讨经济问题。富春对此表示热烈欢迎，认为我们这些从事实际工作的人若能得到您的助力，必将大有裨益。他指出，我们欢迎那些致力于经济理论研究的人才加入，通过理论化的方式深化经济工作的研究。此外，他还提到，您到来后还将有机会参与到党委的工作之中。

参加党委，闻天喜悦。

数日未见音信，终于李富春回了信，表达了他的歉意，称遗憾未能予以批准。此后，他便踏上了旅程。[中科院哲社科]学部经济研究所未参与党委。

我被分配至近代史研究所，身无任何职位。于是，我便借阅了诸多书籍来研读，并积极参与支部会议。由于缺乏交通工具，我每日均需步行前往研究所。

在天经济所，闻天日以继夜地研读典籍，制作笔记卡片，而他撰写的文章则常常由杨尚昆转呈至毛主席手中。

毛主席起初审阅，后批阅给了政治局各位同志，尔后便不再亲自过目。

于经济所期间，李泽中曾担任闻天的助手。他寓居于我家那间狭小的居所，协助闻天整理文稿，亦常与闻天漫步于庭院之中，探讨诸多议题。实则，提供素材、引发讨论的，正是李泽中。

天闻对他甚是器重，赞誉道：“你为人朴实，品行优良。”

他等于是孙冶方[经济所所长]派遣的。原计划是派遣孙尚清，但他本人却不愿前来。

孙冶方，闻天在莫斯科求学时的同窗，深得闻天的赏识。两人之间的交谈总是深入而富有见地。孙冶方时常造访我家，一坐下来便畅谈许久，话题总是围绕着闻天所讲述的内容。他感慨道：“在理论领域，尤其是在辩证法方面，您的指导极大地提升了我们的工作效率。”他们立志于研究政治经济学。

康生与林涧青遂联名上告，指控孙冶方与张闻天亲近，大谈所谓“价值规律”之议题。

1964年，康生提出质疑：为何批判孙冶方和吹捧利别尔曼时，却不针对张闻天？原因在于张闻天参与了孙冶方所撰写的政治经济学大纲的起草工作。

在经济所对孙冶方的批判之际，实则已波及到闻天，只是闻天本人当时尚未察觉。

某日，他向我透露，在经济所的日常中，他发现许多人见面后的态度似乎有了微妙的变化。表面上，大家显得格外礼貌，然而实际上，交谈内容却鲜少涉及其他话题。即便是孙冶方见到他，也是礼貌有加。

他瞥见书架已焕然一新，却摸不着头脑，不明所以。

从范文澜那里略知一二。

在与弟弟刘彬的一次交谈中，我不禁流露出了心中的忧虑。我感叹道，闻天笔耕不辍，真是让人担忧，生怕将来再遭遇不必要的麻烦。

刘彬表示，学术争议并非关键，历史终将自有公论。然而，他提出应多撰写一些关于毛泽东思想的著作以呈递上级审阅。据此，我将此建议转达给了闻天。闻天随即撰写了多篇探讨毛泽东哲学与军事理论的文章。

自1959年起，杨尚昆对闻天的关照未曾改变。在生活细节上，他依旧保持着原有的待遇，闻天依旧乘坐专车前往供应站采购所需，且每年都会主动为他安排前往青岛的休养之旅，往返均乘坐公务车辆。然而，1965年闻天被调往广东，由汪东兴接任其职务后，情况发生了转变。专车被取消，煤炭供应亦告断绝，闻天只得自行生火取暖。

闻天特地寄来一封来信，言及煤炭短缺，担忧暖气管道将因此遭受冻害。正因如此，相关部门才紧急调拨了2吨煤炭予以支援。

在长征岁月里，尽管困苦重重，但我们的精神始终洋溢着快乐。然而，自1959年起，心灵上的压力愈发沉重，其苦楚远甚于肉体之痛。

庐山会议落幕之后，我们感到了前所未有的孤独，甚至我的弟弟也拒绝前来探望我们。

由于我遭受了闻天的连累，因此他总是格外关照我。每当我心情不佳，他便会带我前往公园散步，即便是在雪花飘舞的冬日也不例外。而将小倩领来共同生活，也是为了增添生活的乐趣。我们不仅是工作中的伙伴，更是共同面对困境的伴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