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3年6月，时任中共青岛宣传部长的俞启威在与学生党员会面时不幸被捕。彼时，与他同居的女友惊慌失措，泪水涟涟地赶至其姐姐俞珊处寻求安慰。

“请内心保持平和，不要急躁。我个人认为，这些年轻人不应被关进监狱。”

江青。

一

李江青，山东诸城之人士，与康生同乡，原名李淑蒙。生于1915年，她早年生活颇为困苦。

“我甚至没有一整套的内衣。”

李德文不幸因伤寒病逝，李淑蒙便随母亲返归外祖父位于济南的故居。在此，她改名为李云鹤。

历经一段草台戏班的磨砺，1929年，李云鹤成功考入由政府资助的山东省实验剧院，由此开启了她的表演生涯。在她众多精彩的演出中，最令人难忘的一次是演绎田汉的《湖上惨事》。这部作品以自由恋爱与封建礼教的冲突为题材，充满了悲剧色彩。李云鹤的演绎堪称完美，观众们为之动容，纷纷泪洒当场，其中便包括她的首任丈夫裴明伦。

1931年，正值青春年华的16岁少女李云鹤与裴明伦喜结连理。

裴氏家族乃传统而本分的商贾之家，家业兴盛。裴明伦于中学毕业后便投身家族店铺的经营，负责打理日常生意。一次，他在观看李云鹤演绎的《湖上惨事》时，被其精彩的表演所折服，自此对她心生倾慕。

事实上，这两人在生活习性、过往经历、个性特征以及追求目标等方面均存在显著差异，使得原本的甜蜜迅速演变为连绵不绝的争吵。这段婚姻仅仅维系了三个月，若用现代词汇来形容，便是感情彻底破裂。

二

离婚之后，李云鹤踏上了青岛的土地，寻求恩师赵太侔的庇护。赵太侔，曾身为山东省实验剧院的院长，对李云鹤在《湖上惨事》中的出色表现给予了高度评价。彼时，他正担任青岛大学（后更名为山东国立大学）的校长一职。

得益于赵太侔的妻子、京剧界的知名演员俞珊的援手，李云鹤得以在学校图书馆谋得一席之地，并由此结识了俞珊的胞弟俞启威。不久，两人情投意合，陷入了热恋，并开始了同居生活。

俞启威出自显赫世家，埃德加·斯诺的夫人曾如此评价他：“相较于普通的中国人，他身材高大，身着中式长袍，容貌俊朗。他沉稳冷静，举止优雅，待人宽容厚道，具备卓越的领导风范。每当他步入房间，众人的目光便会不约而同地聚焦于他。”

思想先进的俞启威，此刻已全身心投入革命事业。自1932年加入中国共产党，便担纲青岛市委宣传部长一职。

青岛大学的地下党支部，由英语系学生王林一手创立。该支部积极在学校内组织罢课活动，广泛传播抗日救国的理念。为了便于开展活动，他们成立了多个社团，如时事研究会、文学研究会以及海鸥剧社等。物理系的进步青年俞启威，曾在上海加入过著名的南国剧社，与田汉等知名人士相识，因此成为了海鸥剧社的核心成员。剧社中，还有他的女友李云鹤的身影。

1932年，海鸥剧社于青岛大学小礼堂举办了其处女秀，呈现了一部描绘上海工人艰辛生活的剧目《工厂夜景》，俞启威与李云鹤联袂担纲主演。此外，这对恋人还共同参与了海鸥剧社公演的抗日题材作品《放下你的鞭子》。

1933年2月，在俞启威的介绍下李云鹤入了党。很快，国民党开始在青岛逮捕共产党员，俞启威也被跟踪，一天晚上，在他和学生党员见面时，被捕入狱。

数月之后，得益于国民党高官堂叔俞大维的鼎力营救，俞启威得以重获自由，步出牢笼。而此时，李云鹤早已逃往上海避难。

尽管俞启威与李云鹤未曾正式步入婚姻殿堂，然而包括她本人在内，均共识这构成了她人生的第二次婚姻篇章。

三

昔日烽火连天的岁月里，上海堪为难得的繁华乐土。当俞珊夫妇引领她踏上码头之际，电影导演史东山热情相迎。在史东山的举荐之下，李云鹤得以结识了著名剧作家田汉，并加入了由田汉领导的左翼戏剧家联盟，于斯开启了她在上海的演艺生涯。

同年代的演员曾这样描绘初涉上海的李云鹤：“云鹤，她是个十分朴素的女郎，尤其在着装上，初见便让人感觉到那份质朴与俗气。然而，她却颇具魅力，一双修长的双腿尤为引人注目。”

于上海，她更名为蓝苹，寓意“蓝调的苹果”。其精心打磨的作品，便是易卜生的名作《玩偶之家》，亦称《娜拉》。

自山东实验剧院时期起，蓝苹便已执导《娜拉》一剧。及至上海左翼戏剧家联盟成立剧团并排演此剧，蓝苹有幸担纲女主角。该剧阵容豪华，汇聚了赵丹、金山等知名演员，导演阵容亦十分强大，包括章泯、郑君里、史东山等，均为上海戏剧界的佼佼者。

1935年6月27日，上海金城大戏院上演了《娜拉》，这一幕如同往昔的《湖上惨事》一般引人注目。蓝苹以其精湛的演技脱颖而出，使得《娜拉》在上海舞台上连演两个月。蓝苹由此一夜成名，甚至有评论家赞誉道：“1935年，对于上海的戏剧界而言，堪称‘娜拉之年’。”

在戏剧舞台上，娜拉的形象从觉醒直至反抗，最终毅然决然地脱离了婚姻与家庭的束缚，选择了出走。蓝苹似乎在这出戏中看到了自己的映照，于是她向自己的前夫裴明伦寄去了一封信，信中她写道：“我们都需要彻底的自由，你看，这里就有你曾经的模样。我也渴望自由。”

娜拉的辉煌成就，使得蓝苹得以成为由地下党领导的上海电通影业公司的签约演员。在电通影业，蓝苹曾力图争取出演夏衍编剧、司徒慧敏执导的《自由身》中的女主角，然而最终她仅获得了一个北伐女兵角色——余月英，且戏份并不多。

四

1935年的岁末，电通影业的经理马德建在同事们的耳畔宣布：“经过深入的相互了解与共同的志趣，我们的同事唐纳先生与蓝苹小姐已决定携手共度余生。”

蓝苹与唐纳同居。

马骥良，字唐纳，苏州人士，与蓝苹同年。彼时在上海，唐纳以其卓越的才华横溢于记者、艺术评论家和左翼作家之列，亦投身电通影业，主演了《逃亡》或称《都市风光》的电影，在上海文艺界享有一定声誉。后叶永烈在撰写《江青传》时发现，唐纳早在上世纪三十年代中期便加入了共青团，随后不久便投身地下党，最终成为党的秘密情报工作者。

江青与唐纳、金山在上海合影。

唐纳与蓝苹，于租界南洋路上一处公寓中共筑爱巢。彼时，追求蓝苹者络绎不绝，传闻宣布同居之夜，一位导演于床榻之上悲痛欲绝，情绪激动至极。

起初的日子充满甜蜜。他们形影不离，亲密无间，一同观影，共舞翩翩，同抽香烟，共酌美酒。尽管生活并不宽裕，他们仍雇佣了一位保姆来打扫家务。后来，旅居海外的唐纳回忆起那时的蓝苹，不禁赞叹道：“她真是美丽动人。”

唐纳的人际网络与影响力远超蓝苹，自与唐纳结伴之后，蓝苹的名声更是水涨船高。

赵丹与叶露茜，唐纳与蓝苹，顾而已与杜小娟。

郑君里、沈君儒、李清。

重返上海后，5月5日，他们再次盛宴款待文艺界的同仁。这场设在八仙桥青年会九楼的盛大晚会，有幸邀请到了当时当红巨星胡蝶莅临。

在晚会的精彩环节中，一对新人分享了他们的恋爱历程。唐纳深情地表述：“我深爱着她，她也对我情深似海。”而蓝苹则洋溢着幸福的笑容，说道：“我们的爱情让我无比幸福，他也同样如此快乐。”

微小的幸福难以持久。即便在步入婚姻殿堂的前夕，两人的关系早已不再如初时那般融洽，频繁的争吵与争执成为了家常便饭，争端往往源于对彼此情感的猜疑。蓝苹揭露了唐纳写给其他女性的情书，而唐纳则揭露了她与其他男性有过亲密关系。在此过程中，唐纳曾三次试图以自杀的方式殉情，这些事件都成为了上海报纸的头条新闻。

“我绝不会如阮玲玉那般，因惧怕流言蜚语而走上绝路，我绝无退让，寸步不让。”

五

在婚姻关系终结之前，蓝苹便与已婚导演章泯开始了同居生活。

章泯与蓝苹同出于赵太侔的门下，因而章泯时常提及蓝苹，称其为自己的小师妹。章泯早已享誉文坛，身为上海斯坦尼斯拉夫斯基学派的领军人物，他亦担任了蓝苹初抵上海时的成名作《娜拉》的导演之一。

章泯的妻子乃是一名小学教师，与章泯育有一子。关于1936年章泯执导《大雷雨》期间，蓝苹被选为主角卡尔琳娜，传闻二人当时已发展成为恋人关系。即便章泯的太太与唐纳对这段私情感到极度不满，蓝苹却对此不以为意，她曾对唐纳直言，她有权倾心于章泯。1937年，在章泯的妻子愤然离家之后，蓝苹便毫不犹豫地搬入了章泯的住所。

某日，唐纳于郑君里府上畅饮，酒席上，有人转交予唐纳一封蓝苹亲手书写的信件。信中字数逾两千言，宛如一封绝交书。蓝苹在信中坦陈，自己既非良妻，亦非佳偶，并向唐纳提出分手。然而，她亦表示，此情此爱将永刻心间。信末，她如此写道：“亲爱的，请将我忘却，继续你的征程——你已选定之路，愿你事业辉煌。再见，我心之所系，蓝苹。”

几个月后，离婚的阴影尚未完全消散，日军便发起了大规模的进攻。恰在1937年7月，上海即将陷落之际，蓝苹整理好行囊，告别了繁华的十里洋场，踏上了前往延安的征程，开启了名为江青的新篇章。

在文革风起云涌之际，江青权势熏天，于上海大肆销毁与其过往生活相关的诸多资料，由此导致众多人士遭受迫害，赵丹便是其中之一。同时，不少曾与她结怨之人亦遭受了报复，最终含冤死于牢狱之中，王莹因抢夺其《赛金花》一角而成为悲剧的牺牲品。

裴明伦，一介布衣，其后的行踪便不得而闻。俞启威曾远赴京城，领导了著名的“一二九”运动，并于1958年离世。他曾任天津市长、市委书记，以及一机部部长等职。抗战爆发之际，唐纳投身新闻界，成为《大公报》的记者、《文汇报》的总编辑。此后，他移居海外，然而，他亦是党在海外的秘密情报工作者，隶属于中央调查部。1978年，他归国时，受到了叶剑英元帅和中调部领导的亲切接见。章泯曾任职于北影，于1975年辞世。

蓝苹时期：

揭秘江青早期生活

《读书文摘》

早年的江青

蓝苹，那是我六十年前，即20世纪30年代中期在上海结识的挚友。那时的她，远非后来的江青。

即便迈入五十年代，她虽已更名为江青，但彼时的她，尚非日后那名动一时的江青。

众多在北京与上海的影剧界老友，即便当年未曾与蓝苹相识，亦曾目睹她的表演。此刻，他们心中的江青，仍旧是那个二十多年前的蓝苹。比如，1957年，苗子和丁聪因被打成右派而被送往北大荒，他们常伴左右的天才演员李景波，总是善于逗乐。他会栩栩如生地模仿《大雷雨》中的女主角卡特琳娜，用那浓重的山东口音，带着几分夸张地吟诵台词。

“我的心儿，宛如小鸟般轻盈，肥（飞）呀，肥（飞）呀！”

李景波回京后给我讲述，我乐不可支。

他们以玩笑为乐，对那位曾经同台演出的毛夫人虽带有一丝轻视，却并无恶意。模仿她的语气，竟觉得格外亲切。然而，到了1981年，那位曾以“旗手”身份横扫一切的“文化大革命”风云人物江青，在审判庭上仍以那特有的山东口音，愤怒而嚣张地吼叫，听来却让人心生不适。

自1935年至1937年，蓝苹迁往延安之前，她一直是我们的青年妇女俱乐部的忠实成员。当时，在一位中共地下老党员的引领下，陈波儿、吴佩兰（艾思奇的夫人，后离婚）与我共同筹措资金，搭建起这个外围组织，并向社会广泛招募会员，投身于救亡运动。我们租赁了吕班路环龙路口一家洗染店楼上的宽敞空间作为活动场所。不久，会员人数便激增至数百，我们进行了分组活动。其中，既有大中学生、职业女性、家庭主妇、工厂女工，也有演员和作家，如著名女作家白薇时常光临，"女兵"谢冰莹也在后期加入，还有吴似鸿、关露、欧查等。蓝苹自1935年秋季便较早地加入了我们，且表现出了极高的积极性，每周都会一至两次前来协助工作。那时的她，总是以两条俏皮的小短辫、一件蓝布旗袍示人，不施粉黛。她刚进入电通影片公司担任演员，是陈波儿将她介绍至此，很快便与我们成为了亲密无间的好友，展现出她那热情洋溢的一面。

彼时，陈波儿已成为电影《桃李劫》的当红主演，其名气远超蓝苹。电通公司正拍摄《自由神》，由王莹担纲主演，而蓝苹仅饰演一名戏份不重的女兵。吴佩兰，一位留学日本、年龄与阅历皆颇为丰富的女性。我年岁最轻，仅有十九岁，或许也是最为纯真的一个。蓝苹与我同龄，在青年妇女俱乐部中，她似乎更倾向于与我亲近。每次会议结束后，她常与我同行于霞飞路上，边走边聊，话题不绝于耳。她偶尔也会来访我家位于善钟路的住所，然后我们再一同前往吕班路。在我眼中，她极其敏感，求知欲旺盛，那双充满幻想的大眼睛总是专注地直视着你，仿佛将你带入她所扮演的角色之中。我那时便觉得她是一位极具潜力的优秀演员。

曾经，我也对戏剧表演充满热情。起初，这股热情源于青年妇女俱乐部需要租赁场地，大家共同筹措资金。恰逢有人引荐，我得以加入联华公司（一家实力远超电通的大企业），为电影《母亲》进行配音。那时，上海电影正处于从无声时代迈向有声时代的关键时期，而该片的主角林楚楚，身为广东人，普通话发音并不标准。而我，自出生至中学、艺专时期均在北平度过，直至1933年因父亲调任上海法院工作，才随家迁至上海。为了赚取零花钱，我曾担任教师，教授国语，同时我对话剧也情有独钟。在这样的背景下，我做出了投身戏剧的决定。仅仅两个晚上加上一整夜的辛勤努力，我便胜任愉快地赚取了100多元，这笔钱为青年妇女俱乐部的经费贡献了不少力量。

或许正因那次声音演出的经历被留意，1936年初，业余剧人协会决定排演宋之的新作《武则天》，导演沈西苓、陈鲤庭等人竟然挑选了我这位未曾登台的人来扮演武则天的B角，而A角则由当时已经小有名气的演员英茵担任。我对话剧固然怀有浓厚兴趣，但面对一部五幕大戏的主角之位，我内心颇为胆怯，加之家庭明令禁止我从事演艺事业，这简直是胡闹！再者，我正秘密参与浦东工人区的革命活动，早已分身乏术，因此只能婉拒。然而，他们并未放弃，屡次说服动员。尤其是蓝苹，她极力劝我接受，她已是业余剧人协会的成员，且对这部戏充满热情。是她帮我背诵台词，我们共同探讨人物性格。最终，在卡尔登戏院上演时，为了瞒过家人，我在演出广告上使用了化名“闻郊”。

在“文革”时期，江青对女皇武则天推崇备至，这源于她最早发起的对武则天形象的翻案话剧，由此种下了深远的影响之根。

在70年代，江青曾向访问她的维特克吐露：“我年仅21岁便名声鹊起。”这指的是1935年，她21岁时，在业余剧人协会中担纲主演易卜生的经典戏剧《娜拉》（当时译作《玩偶之家》）。然而，据我所了解，她真正的成名是在一年后，在出演《大雷雨》中的卡特琳娜一角后。随后，她才被联华公司的知名导演蔡楚生相中，受邀出演电影《王老五》，在其中扮演王老五（由赵丹饰演）的妻子，一位缝穷姑娘。在此之前，她虽在电通公司参与拍摄了数部电影，但这些角色均为只有寥寥数镜的配角。其中一部，是由袁牧之编导的喜剧短片集《都市风光》，她在其中饰演的角色仅是一名男演员的女友，仅亮相数秒，甚至连姓名都未曾提及。那位男演员便是唐纳。正是在那时，江青与唐纳相识，并开始了他们的恋爱关系。

“女孩子在恋爱中会特别活泼可爱，这一点我看得出来。”随后转向我和蓝苹，开玩笑地说：“两个小家伙，是不是？快从实招来！”此言一出，众人纷纷鼓掌起哄。蓝苹立刻显得不悦。这时我才意识到，白薇大姐可能听说了她和唐纳的恋情，这番话似乎是在针对她。之后，白薇单独对我严肃地说：“你还年轻，未来无限，千万不要轻易相信男人的甜言蜜语。”

她与我并无二致，同样是在一所以女青年会名义成立的女工夜校授课，她位于沪西，而我则在浦东。每周一至两次，我需换上女工的装扮，乘坐黄浦江的渡轮抵达浦东的工业区。我在那里传授文化知识，宣讲反对阶级剥削和抗日救国的理念，并教唱革命歌曲，女工们对此充满喜爱。有一次，我甚至参与了罢工的动员工作，当时周围潜伏着许多便衣特务，气氛紧张。虽然我们可能有着相同的经历，但在一起时，我们从未提及这些，而是更多地讨论艺术、戏剧以及如何开展俱乐部的工作等话题。

她所居之地与我住所相隔甚近——然其居所频繁更迭——我们常约定一同前往俱乐部开会，先行至我宅——位于善钟路的一座花园洋楼，那是我父亲——时任法院庭长——的官邸。我曾屡次提出拜访她的住处，却屡遭婉拒。唯有一次，或许是为了取回某物，她带我前往，但那弄堂的路名现已模糊不清。那里是一处年代久远的弄堂，一幢简陋的亭子间，与一位同样名不见经传的女演员同住，我才惊觉她的生活竟如此艰辛。

恰在1936年“三八”国际妇女节前夕，妇女救国会领袖沈兹九、钱俊瑞等同志策划了一场声势浩大的妇女游行。彼时，北京“一二·九”学生运动已将抗日救国的浪潮推至高峰，上海对此积极响应的行动便是这场“三八”节妇女大游行。我与歌三代表青妇俱乐部参与了秘密的筹备会议，会议地点选在一座颇为气派的家庭客厅。出乎意料的是，我被任命为大游行的总领队。或许是因为我作为初露头角的新人尚未引起特务的注意，又或许是因为我的父亲身为法院庭长，即便被捕，也有机会获救。“青妇”的任务是动员旗下数百名会员，并借助会员的力量进一步招募其他女工、学生以及各界妇女参与。同时，“青妇”还负责在北四川路青年会举办一场游艺晚会，以纪念“三八”节。我们与波儿、蓝苹商议后，决定演出一部由日本作家创作、田汉翻译的独幕剧《婴儿杀戮》。蓝苹毫不犹豫地答应饰演那位因失业而杀害自己婴儿的妇女。从排练到服装道具、布景灯光的筹备，全由她一手操办，俱乐部成员也给予她极大的支持。那时，蓝苹已经与唐纳开始了同居生活。

游行活动取得圆满成功，不仅得益于“青妇”的积极推动，更有各界救国会的大力动员，妇女参与其中，男子亦不乏其人。队伍起初在北四川路横滨桥处集结，规模颇大，约计三百余人。沿途中，口号声此起彼伏，吸引了众多行人的加入。队伍浩浩荡荡，直至邮政总局附近，遭遇军警的阻拦。双方僵持片刻，幸无枪声响起，队伍最终成功突破。从外滩经南京路，人数已逾千余。沿途国货公司一带，沿街楼顶站满了响应口号的人群，更有民众向地面撒传单。游行直至静安寺一带方才散去。一整天的奔波使我筋疲力尽，只能就近归家。原计划晚间观赏蓝苹的演出，却因疲惫不堪而未能如愿。

此后，蓝苹的身影未见踪影。传言称，那日她卸妆后高烧不退。即便过去了一周，她依旧没有露面，波儿便派人前去探望，却发现门紧闭，房东告知已有数日未见其归。最终得知，她与唐纳一同前往了苏州，而唐纳的故乡便在那座古城。

左起第三位是唐纳，右起第三位则是蓝苹，而居中主持婚礼的，正是沈钧儒先生。

约莫一个多月之后，报纸上刊登了三对影视明星在杭州六合塔下举办婚礼的消息。他们分别是赵丹与叶露西、顾而已与杜小鹃、唐纳与蓝苹。一同出席的还有证婚人沈钧儒、介绍人郑君里及李清。一时间，各大报纸和画报上充斥着他们的新闻照片。而更令上海轰动的是，一周后，据说是在影剧界友人的提议下，八仙桥青年会举办了一场茶点婚宴。众多一流明星如胡蝶、舒绣文、金山、王莹、陈波儿、郑君里等均到场。节目之余，女高音歌唱家郎敏秀献上独唱，更有孙师毅作词、吕骥谱曲的合唱《六和婚礼进行曲》。歌词中“六和塔下影成双，决胜在情场，莫忘胡虏到长江……共起赴沙场……”等句，既不失喜庆气氛，又不忘宣传抗日。

唐纳

听闻您有轻生之意，我心中甚是忧虑。请牢记，蓝苹就是蓝苹，她不属于您一人。若您对她的感情深厚，而她却无以回应，那她如同已远去的夜莺。夜莺终究不及燕子，她不会再踏足您的家门。不如将这纷扰的情绪彻底放下，让心回归平静。

为个人牺牲，牺牲得不纯粹。唯有投身民族解放的伟大革命，才是我们应当全力以赴的壮举。若是因一时意气、追逐名利、沉溺爱情而付出生命，我们究竟还能有多少生命可供挥霍？

然而，她终究与唐纳重修旧好。然而，和好之后却又选择了分居。就在这时，我们再次看到了她的身影。记得在散会之后，我特地与她单独相谈，询问她的近况。提及往事，她情绪激动，对唐纳怒骂不已，却又不愿透露具体细节。她对那些小报上对她恶意的评论，恨得咬牙切齿。尽管如此，我依然对她抱以同情，只能以我那稚嫩的革命人生观和大道理来安慰她。那时，阮玲玉因“人言可畏”而选择轻生的悲剧事件，引起了极大的轰动。她对我说：“你们放心吧，我绝不会像阮玲玉那样！”

我们普遍坚信，她的艺术轨迹与阮玲玉迥异。阮玲玉曾在蔡楚生执导的《新女性》中塑造了角色，那部影片中女工们吟唱的主题歌迅速风靡一时，我们都能哼唱，甚至在夜校教授给女工们。阮玲玉过往多扮演资产阶级的千金小姐、少奶奶或妓女等角色；《新女性》是她艺术生涯中的一次重要转折。我们一致认为，她是一位值得同情的、珍视自己艺术道路的优秀演员，然而，她并未置身于我们的革命阵营——即中共领导下的左翼文艺圈子。这个圈子，后来被江青斥责为叛徒和特务的“四条汉子”——周扬、夏衍、田汉、阳翰生等人所领导。

业余剧人协会继《武则天》公演之后，转而排练《大雷雨》。章泯执导，蓝苹全身心投入其中，担纲卡特琳娜一角，而男主角则由郑君里扮演，叶露西饰演瓦尔瓦拉这一重要配角。在此期间，她鲜少光顾俱乐部。有一次与我相见时，她曾感慨地说，在演绎娜拉时，她仿佛看到了自己的影子，在舞台上自如得令人惊叹，与娜拉之间仿佛没有隔阂。然而，当她饰演这个娇柔、充满幻想且忧郁的角色卡特琳娜，最终以异常方式自杀，却发现这与她的个性大相径庭。尽管如此，导演对她的要求依旧严格，她被告知：若演员仅能扮演自我，便无法成为真正的优秀演员。从她的态度中，不难看出她对章泯的深厚信任与完全服从。当时我并未察觉她与章泯之间的感情纠葛，或许那时她的感情尚未成熟。

于业余剧人协会，我曾多次目睹章泯的风采。他中等身材，身着一套略显陈旧的西装，显得略显沧桑。他言语不多，言谈间透露着深沉。与那位身材高挑、风度翩翩、待人热情的唐纳形成鲜明对比。章泯的知名度虽不及蔡楚生、史东山等显赫，然而在话剧界的专业人士中，他却公认具备一流的戏剧修养和导演才华。

《大雷雨》自1937年初公演以来，关于蓝苹与章泯秘密同居的传闻便在娱乐圈中悄然流传。唐纳也在这期间经历了二次、三次的自杀尝试。众所周知，章泯早已结婚，且育有一名约九岁的儿子，而蓝苹对此也是心知肚明。于是，各类流言蜚语再次成为媒体争相报道的素材，甚至有些恶俗而刻薄的评论者声称，某些女演员不惜以身体为代价，来诱使导演，以换取登台担任主角的机会。固然，此类事例并非全然不存在，无论是在上海，还是在好莱坞。然而，据知情人士透露，章泯自起初主动邀请蓝苹饰演娜拉起，便对她颇有好感。两年后，再次合作排演《大雷雨》，两人间的默契逐渐演变为爱情，这也是顺理成章之事。当然，破坏家庭并引发悲剧，两人均难辞其咎。在完成赵丹与俞佩珊主演的《罗米欧与朱丽叶》排练后，章泯未待该剧上演，便悄无声息地离开了上海。不久，蓝苹也前往延安。随后，章泯抵达重庆，并与妻子重修旧好。而在“文革”期间，与蓝苹有所交往的亲朋好友均遭受了厄运，包括长期为她工作的女佣秦桂珍亦未能幸免，唯独章泯安然无恙。

这段文字大致描绘了蓝苹在上海那段岁月的点点滴滴。她的成名，与其说是凭借明星的光环，不如说更多是因为那些沸沸扬扬的绯闻。当然，这些绯闻并非她有意为之，以谋取名声。她本就一心致力于精湛演绎，对电影的热情也并不浓厚，她所追求的，不过是能在舞台上尽情挥洒。尽管她出身平凡，却怀揣着极高的理想，但我敢断言，她未曾料到，日后竟会将整个中国视为自己的舞台，在那里风云际会，演绎出震撼人心、流芳百世，亦或遗臭万年的巨作。

那些自30年代便熟知蓝苹的人，在谈及或记录江青时，无不表情凝重，将她描绘成早已有野心、狡黠狠辣、自私冷漠、虐待成性、玩弄异性之辈。然而，我对此却并无同感。

然而，江青无疑便是蓝苹，即便她后来对此讳莫如深，不愿再提起这个名字。

或许，女性原始性格中的一些特质，诸如虚荣、泼辣、好强、嫉妒、反叛等，始终流淌在她的血脉之中。

蓝苹远未及江青。

从蓝苹到江青，这一转变，自1939年她成为毛夫人起，直至她担任“文革”小组长、成为运动旗手，其间经历了一个错综复杂的渐变过程。

来源：凤凰网

江青延安往事

人民网

1991年5月14日，江青在北京保外就医住地自杀身亡。1938年，她在延安与毛泽东结婚。而在这之前，她出身贫苦，在幼年时吃尽了苦头，青年时争强好胜，她生活艰苦但又倔强，敢于拼搏却又命运多繁，惜演绎出一幕幕震愕世人的风流韵事，让世人所惊叹。

江青，1914年3月，在山东省诸城县东关街降生，初名为“李淑蒙”或“李进孩”。她的父亲李德文在县城经营一家木匠铺，而母亲李栾氏则是李德文的继室，曾担任过后来成为中共特工领导人的康生家的女佣。附图为江青年轻时的照片。1921年夏日，她以学名“李云鹤”步入小学。然而，1926年，因与教师发生冲突，她被学校开除。同年，父亲李德文不幸病逝，母亲带着她前往天津，投奔姐夫王克铭——一位奉军军官。江青曾在天津英美烟草公司的烟厂担任了三个月的童工。附图为江青年轻时的照片。

1928年，王克铭随奉军溃败而撤退，李云鹤与她的母亲则前往济南，投靠远亲李子明。她们在城内的按察司街27号安顿下来。

1929年的夏日，年方十五的李云鹤踏入济南，拜入赵太侔校长执掌的山东省立实验剧院之门，在那里她潜心修习戏剧艺术，度过了为期一年的学习时光。次年年初，她随校中教师王泊生所创立的晦鸣剧社启程赴北京献艺。五月，她重返济南，与济南一位富户人家的子嗣裴明伦喜结连理。然而，七个月后，她与裴明伦解除婚约，前往青岛投靠赵太侔。这幅图画所展示的是十九岁的李云鹤，即后来的江青。

1931年7月—1933年4月，李云鹤在私立青岛大学图书馆工作，并通过赵太侔的妻子俞珊结识了她的弟弟黄敬（化名）。黄比李云鹤大三岁，是大学生物系学生、共产党地下宣传部长。1932年，18岁的李云鹤与黄同居。开始进入“共产主义文化阵线”的圈子，演过《放下你的鞭子》一类的戏。1933年2月李云鹤由黄敬介绍，在青岛一个码头仓库宣誓加入中国共产党，被任命为中国共产党青年支部委员。同年4月黄敬被捕，李云鹤逃往黄敬的老家上海。图为江青年轻时照片。

1934年秋季，江青在上海曹家渡不幸被捕，随后被监禁。至同年年底，她终于重获自由。随后，她前往北平，与刚刚获释的俞启威开始了同居生活。此图展示了江青早年时期的珍贵剧照。

李云鹤抵达上海后，由于未能得到黄敬所在的俞家的接纳，只得投靠昔日济南学戏时的旧友魏鹤龄。魏鹤龄为她引荐了田汉。1933年5月，经田汉之弟田沅的介绍，她得以进入上海大夏大学旁听。7月，在田汉等人的帮助下，她加入了由陶行知创办的晨更工学团，化名为李鹤（张淑贞），在沪西郊区的北新泾镇担任识字班的教师。同年10月，她重新加入了共青团，并加入了左翼教联。此外，她还积极参与业余剧团的戏剧表演。附图为江青年轻时的照片。

1936年春，蓝苹与唐纳喜结连理，于杭州共赴集体婚礼之约。然而，婚后的日子并未能长久维持和谐，她与俞启威的旧情复燃，最终导致了婚姻的破裂。同年7月，唐纳在济南试图结束自己的生命，幸未得逞。这幅照片记录了1936年那段轰动一时的三对明星在杭州六和塔举行的新婚旅行。前排自左至右依次为叶露茜与赵丹、蓝苹与唐纳、杜小鹃与顾而已。而后排则是证婚人的身影，自左至右依次为郑君里、沈君儒、李清。

返沪之际，蓝苹投身于联华影片公司，加盟了费穆执导的影片《狼山喋血记》，在其中饰演刘三嫂一角。附图展示了江青青年时期的杂志封面。

1937年2月，江青以主演身份参与了章泯执导的话剧《大雷雨》的演出，同时她还出演了蔡楚生导演的电影《王老五》。此图为江青年轻时的一张杂志封面照。

1937年6月，蓝苹在《大公报》刊文《我的自白》，与此同时，她与导演章泯开始了同居生活。然而，这段时期，她亦遭到了联华影片公司的解雇。附图展示了1935年《自由神》的电影海报。

1937年盛夏的7月中旬，随着“七七事变”的爆发，蓝苹毅然离开繁华的上海，踏上了前往西安的征途；同年8月，她抵达革命圣地延安，并在那里更名为“江青”。11月，她加入了抗日军政大学（即马列学院）继续深造。这幅图展示了江青年轻时的风采。

1938年4月10日，鲁迅艺术学院在延安成立，江青担任戏剧系指导员，演出话剧《被糟踏了的人》、《锁在柜子里》。8月改演京剧《打渔杀家》得到肯定，随即调任军委办公室秘书，在毛泽东身边工作，照顾毛泽东起居。图为江青年轻时照片。

1938年11月20日，经过中共中央批准，江青与毛泽东结婚。1940年生下一个女儿李讷（李姓取自毛泽东的化名“李得胜”）。图为江青在延安骑马。

1949年10月，随着新中国的诞生，江青荣膺中华人民共和国首位第一夫人。这幅照片捕捉了1970年代，菲律宾第一夫人伊梅尔达·马科斯与江青的珍贵合影。

自江青从莫斯科疗养归来，因缺乏要职，她对摄影艺术产生了浓厚的兴趣。为此，她特地向当时担任新华社副社长兼摄影部主任的石少华请教摄影技艺。然而，那时的江青在摄影领域尚无法精确捕捉百分之一秒的瞬间，对场景的选择也缺乏整体的审美考量。在拍摄过程中，她不得不依赖主席身边的摄影记者来协助她挑选场景、调整焦距，最终由她亲自按下快门。

自文化大革命拉开序幕，她担任中央文革小组的一副组长，并成为解放军文革小组的顾问。她积极参与策划，对众多党和国家领导人进行诬陷和打倒，与张春桥、姚文元、王洪文结成“四人帮”，对党和国家造成了极其严重的破坏。此图为江青在大寨进行的“劳动表演”。

1976年10月，江青受到中央政治局的审查。次年7月，她被正式开除党籍，并于1981年面临死刑，缓期两年执行。随后，根据法律规定，其刑期被减为无期徒刑。附图为江青的照片。

1991年5月14日，身处北京保外就医的江青，于其住所地不幸结束了自己的生命。附图为江青在狱中的情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