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新四军的七个师里，第七师可能不太引人注目，但却是最有钱的一个。新四军里流传着一句话：“第七师最富，全军第一。”据说第七师上缴的军费足够养活整个新四军。那么，第七师的钱是从哪儿来的呢？

在皖南事变发生后，中共中央军委决定重新建立新四军的军部。他们指派陈毅担任新四军的代理军长，刘少奇成为政治委员，张云逸为副军长，赖传珠担任参谋长，邓子恢则负责政治部的工作。同时，还将各个部队调整编组为七个师和一个独立旅。

新四军第七师的师长是张鼎丞，政委是曾希圣。因为张鼎丞在延安有其他任务，迟迟没有到任，所以曾希圣负责第七师和皖江军区的工作很长时间。直到1943年，谭希林担任新四军第七师的代师长兼皖江军区司令员，才减轻了曾希圣的压力。

新四军第七师刚组建时力量非常有限，是新四军各师中实力最弱的一个，甚至不如梁兴初的独立旅。其他师至少有三个旅，而七师仅有第19旅和一个挺进团，总共才两千多人。七师的活动范围也很小，主要在巢南山区和无东地区，巢南山区以董家山为中心，东至石涧埠，西至任家大山，长约30公里；南至簸箕场，北至巢湖边，宽约10公里，活动空间十分有限。

新四军第七师的活动范围虽然不大，但也有独特的优势。他们在皖江地区活动，这个地方自1927年大革命时期就已经有了良好的群众基础，皖江地区的老百姓对新四军的队伍非常信任。而且，皖江地区人口密集，物产丰富，是华中著名的鱼米之乡，这样的环境非常有利于抗日力量的生存和发展。

为了避开敌人的注意，新四军第七师选择了一种隐蔽发展的策略，不断壮大抗日军队和根据地，建立政权。到1941年底，新四军第七师的人数从2000人增加到4000人，地方武装发展到2300人，民兵也增加到22000人。虽然军队壮大了，但武器装备还很差，有时候部队连饭都吃不饱。为了解决这个问题，第七师开始发展皖江地区的经济，采取以商养军的方式。

为了促进皖江军区的经济发展，曾希圣从新四军财经委员会引进了一位经济高手，名叫蔡辉。蔡辉到来之前，皖江地区因为受到日伪军和国民党军的压力，经济已经到了崩溃的边缘。1942年，蔡辉到了皖江军区后，马上成立了皖江贸易总局，亲自担任局长，负责新四军第七师的粮食、财务、税收、供销以及工商业等事务，同时还与敌占区进行贸易。皖江贸易总局不仅管理着当地的经济，也是军队物资供应和财政收入的重要来源。

为了打破日军和伪军对我根据地的经济封锁，曾希圣直接实施了对粮食、油料和棉花等物资的统一调配。同时，对从敌占区进入根据地的工业产品，实行差别税率。这样既减轻了根据地农民的负担，又增加了税收收入。

蔡辉特别注重与敌占区的经济往来。敌占区需要的粮食、油料和棉花等物资，都得从我们这边购买。因此，蔡辉把这些物资都严格管理起来。这样一来，日伪军不得不和我们合作，用他们生产的军需品、武器和药品等物资来交换我们需要的东西。日伪军还会经常派兵帮助我们运输枪支弹药和药品，以换取他们所需的粮食、油料和棉花等物资。

汤家沟在长江边，是新四军第七师唯一控制的买卖地方，向东能连上上海和杭州，往南能看到芜湖，向西则是安庆。蔡辉请求曾希圣派重兵保护这里，确保了它的安全。几个月时间，汤家沟就变得热闹起来，每天都有成千上万吨的货物在这里转运。

蔡辉还创立了自己的烟草企业，并且经营煤矿、盐业运输和粮食公司。他把这些公司的产品销往被占领的地区，再从那里购买我们急需的武器弹药、钢铁、药品、无线电设备和奶粉等物资。有些物资甚至被送到了延安，帮助解决了延安当时的经济难题。

新四军第七师的全军上下，在1944年1月到1945年1月这一年时间里，上交给军部的现金就有4400万法币。按照当时国民党军队的供养标准，这笔钱能养活20个甲种师整整一年。除此之外，第七师还向军部提供了大量的军用物资，包括通讯设备、药品等，这些物资同样非常珍贵。

七师还热心帮助其他经济困难的根据地。根据新四军参谋长赖传珠的记录，1944年1月22日，新四军计划向延安和华东地区提供救济款3500万元。其中，一师贡献了1000万元，二师、三师和七师各贡献了500万元，四师和浙东军区各贡献了300万元，16旅贡献了400万元。到了1944年12月20日，新四军第五师面临极度困难的情况，七师一次性拿出了3000万元，一师拿出了4000万元，二师、三师和16旅各拿出了1000万元。

新四军第七师的官兵们，他们的军费是新四军和八路军各部队中最多的，伙食标准也最高。每人每月有10元的伙食费，主要吃大米，还有额外的零用钱。每个月还能领到三条香烟和一支牙膏。他们的军装是军部特别批准的，全军唯一使用进口的细布制作。武器装备也是全都是日本制造的。